《資治通鑑》·卷一九五　唐紀十一

起強圉作噩（丁酉）五月，盡上章困敦（庚子），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貞觀十一年（丁酉，公元六三七年）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六月，右僕射虞恭公溫彥博薨。彥博久掌機務，知無不為。上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安逸，竟夭天年！」

　　丁巳，上幸明德宮。

　　己未，詔荊州都督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戊辰，又以功臣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為刺史，亦令世襲，非有大故，無得黜免。

　　己巳，徙許王元祥為江王。

　　秋，七月，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旣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宮為水所毀者，少加脩繕，纔令可居。自外衆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

　　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旣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