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 下

神宗

　　△熙宁元年（戊申，一○六八）

　　１、八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辛丑朔。） 丁未，诏：“陕西、河东各市马千匹，京东路三百匹，仍增其直，并赴卫州监牧司。”陕西转运司副使毋湜言，乞候边事宁息收市。上批：“边事未宁，民力宜且安养，不宜别有搔扰，宜从湜奏。”（《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２、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案：南郊合祭，据《宋史全文资治通鉴》诸书，在十一月丁亥。） 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菑沴，调用繁冗，所宜自内裁节。况二府禄廪丰厚，颁赉频仍，更於此时，尚循旧式，实非臣等所安。欲望特从诚请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案：《传家集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劄子》在八月九日，此附。十三日癸丑，以《批答不允》在十三日也。据《集》中云：臣伏睹宰臣曾公亮奏，以河朔菑沴，调用繁冗，欲望将来大礼毕，两府臣僚更不赐银绢，奉诏，送学士院取旨。） “议者或以为两府所赐无多，纳之不足以富国，而於待遇大臣之礼太薄，颇为伤体，臣愚窃以为不然。古者冢宰制国用，视年之丰耗，量入为出，固不可於饥馑之时，守丰登之法也。是故岁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明君臣上下皆当深自贬损，以救民急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窃惟国家帑藏素已空虚，重以今岁河北之地灭害特甚。向者庆历之末，河决商胡，民田虽伤，官仓无损，而河北父子相食，饿莩蔽野。今河决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荡为粪壤。继以霖雨，仓廪腐朽，军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於庆历之时。国家岂可坐而视之不知振恤乎？况复城橹须修，河防应塞，百役并兴，所费不资。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协力，痛加裁损，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今欲裁损诸费，不先於贵者、近者，则疏远之人安肯甘心而无怨乎？必若为臣有大勋於天下，虽锡之山川、土地、附庸，何为不可？若止因郊礼陪位而受数百万之赏，臣窃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谓‘赏赐无节’者，此亦其一也。虽臣下不辞，犹且裁减，况其自辞，裁之何损乎！傥若但务因循姑息之度日，欲裁损乘舆供奉之物，则曰‘减於制度，大为削弱，非所以华国’；欲裁损大臣无功之赏，则曰‘所减无多，亏损大体，非所以养贤’；欲裁损群臣浮冗之费，则曰‘人情不悦，恐致生事，非所以安众’。如此，则是国家永无可省之日，下民永无苏息之期，必至竭涸穷极然后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义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今大臣以灭害之故辞锡赉，以佐百姓之急，义可褒也。陛下从而听之，乃所以为厚，非所以为薄也。虽然两府银绢止於二万匹两，未足以救今日之灭。又国家旧制，每遇郊礼，（案：《传家集》：“礼”作“禋”。） 大赍四海，下逮行伍，无不沾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并自减半，俟他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案：《传家集》：此下有“已下一切”四字。） 更不减，似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家，（案：《传家集》：此下有“诚冀国家”四字。） 因此渐思减损其馀浮费，自今日为始耳。”（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素愚戆，识虑肤浅，所言皆目前之实状，非奇伟之高论也。伏望陛下更赐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断自圣志，勿为众言所移，则天下幸甚。取进止。又案：《传家集》载八月十一日上《迩英奏对》云：熙宁元年八月十一日，迩英进读已，上问：“河北灭变何以救之？”光对曰：“河北大水，仓廪漂没，所难得者，莫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令配卖於民以籴穀，则重增烦扰。且禾稼荡尽，籴之亦无所得。故饥馑之岁，金帛无所用，惟食不可一日无耳。”上曰：“已令漕五十万石以振之，可足乎？”对曰：“臣闻瀛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则奈何？”对曰：“臣闻河北东、西路，水所不及州县颇稔，可籴。又汴水未绝，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济之。”上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任者？”对曰：“臣贱官，何敢荐人。”上固问之，对曰：“臣仓猝不能记，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论治道，言：“州县长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择。”对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馀州，责其精择诚难。但能择十八路监司，使之择所部知州而进退之，知州择所部知县而进退之，得人多矣。今之提转，古方伯、州牧之任，系一路休戚，当慎择天下贤才，不可但取资叙及酬奖为之也。”上又问：“两府辞郊赍劄子何不呈？”对以“同僚有假故。”上问：“兹事何如？”对曰：“臣已有奏状，臣所见止如此，更乞博访近臣，裁以圣意。”上曰：“谁不同？”对曰：“独臣有此愚见，外人皆不以为然。”上曰：“朕意亦与卿同，听其辞赏，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减半无益，大臣恳辞，不若尽听之。”对曰：“今郊赍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无，恐於体未顺。”上曰：“已有带马矣。”对曰：“求尽纳者，人臣之志；赐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后数日，光与王珪禹玉、王安石介甫，同进呈《郊赍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国用不足，灭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介甫曰：“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赍所费无几，而惜不之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昔常衮辞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禄。今两府辞郊赍，正与此同耳。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光曰：“常衮辞禄位，犹知廉耻，与夫固位且贪禄者，不犹愈乎！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也？”云云。《纪事本末》均节去不载，今据《传家集》所载附注於此。至《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所载，亦仅取“安石曰常衮至非急也”数十字，而不录安石语，仅云“安石谓非是”五字而已。於当时之言论发端，均未明晓。） 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赍或以为万数。今郊赍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将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王珪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批答曰：“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选於黎献，位冠百僚上，或辞或受，人用观政，朝廷予夺，所以驭臣。贵贱有等，势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不之图而务自损，祗伤国体，未协朕心。方与勋贤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辞。《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３、甲寅，迩英讲读毕，上独留王安石与语。两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日晡，乃出。（《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４、癸亥，迩英讲读毕，上又独留王安石赐坐。（《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５、乙丑，复行《崇天历》。供备使李元亨、权知司天少监周琮，各夺一官；秋官正周应祥周安世、中官正马杰王栋、冬官正杨得言，各夺两官。初，司天监请重造惓，元亨、应祥等同知算造，琮提点，既成，各进官，琮子及姻戚皆预焉。在监善惓者，琮未尝与议，至是占验颇差，故并削夺。（《纪事本末》卷五十二。案：《长编》卷二百零四，治平二年三月丁卯，惓成，赐名《明天》。周琮等迁两官。可考。沈括《梦溪笔谈》卷七云：庆历中，有术士姓李，多巧思，馆於荆王门下。会太史言月当食於昏时，李自云：“有术可禳。”荆王试使为之，是夜月果不蚀。王大神之，即日奏闻，诏付内侍问状。李云：“本善惓术，知崇天惓蚀限太弱，此月所蚀，不当浊中，以微贱不能自通，始以机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禬以动朝廷。”诏送司天监考验。李与判楚衍推步日月蚀限，加二刻。李补司天学生。至熙宁元年七月，日辰蚀东方不效，卻是蚀限太彊。惓官皆坐谪，令监官周琮重修，复减去庆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宁日蚀，而庆历之蚀复失之。议久纷纷，卒无巧算，遂废《明天》复行《崇天》。至熙宁五年，卫朴造《奉元惓》，始知旧蚀法止用平日度，故在疾者过之，在迟者不及。《崇》、《明》二惓加减，皆不曾得其所因，至是乃能究其失。）

　　６、丙寅，诏河北马军并令立社，依陕西、河东路供备钱助买马。其先给官价钱并增之，仍卖内库珠千馀万给其用。群牧司奏请：“兼监牧通判，并三年一更，以马死数定其课能。在任与诸监使臣，协心傒集有劳，满日应赏者，委群牧司保明，听再任兼监牧，知州诛赏。准此。”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熙宁元年八月，命河东诸路买马，每五千匹赴卫州监牧。）

　　７、戊辰，王荀龙请织造圆坛地衣。（《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甲戌，李肃之言，检典礼并南郊仪，无地衣制度。诏罢之。原注：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王荀龙请造地衣。）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八月，孙觉罢。案：《太平治迹统类》：八月壬寅，太子中允、同知谏院孙觉通判越州。觉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许。觉以为：“去岁有罚金御史，兹有贬秩谏官，御史怀奸挟邪，或论事越理，或暗默不胜任，皆朝廷所宜放黜。然未有罚金贬秩犹在位也。”邵亢亦累章求出，不许。觉遂移牒邠门、御史台及所领诸局云：“论邵亢、滕甫奸邪，方待罪不入朝，及釐务邠门以闻。”上批出曰：“觉牒所言事不同，宜与外任，差遣便郡。”考觉责授太子中允，仍知谏院，在七月辛巳。《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先是，陈升之登对，帝面许擢置中枢，而觉相继登对，帝因与言升之宜居有密；邵亢不材，向欲使守长安，而宰相以为无过。时升之已有成命，而觉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兴，升之为枢密使。帝以觉为希旨，故责之。觉又言滕甫贪污，颇僻斥其七罪，帝不信，以觉疏示甫，甫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所媿矣。”

　　１、九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庚午朔。） 乙酉，刘航为河南监牧使，崔台符为河北监牧使。先是，枢密院言：“旧制，以为左右骐骥院总司国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以领厩牧之政，今欲专任责成，分置局官。乃诏河北、河南分置监牧使、都监各一员，以河南监并为孳生监。（案：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马之孳生，系大名府、洺、卫、相州七监。） 在外诸监，分属两使，其官廨河北於大名府、河南於河中府。后徙京西诸监官吏，委监牧使奉举按劾，仍不隶於群牧司，专属制置使，后又诏隶枢密院，不领於制置使，仍省群牧都监一员。（《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长编》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四月戊子，河南监牧使并废。以中书、枢密院言：“河南十二监，自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六百二十四，馀止堪给马铺。两监岁费及占牧地约租钱总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八缗，计所得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缗而已，得不称失。”故废之。《十朝纲要》：乙酉，置南北监牧使。）

　　２丁亥，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言：“旧制，宰相使相子孙除将作监丞，弟兄孙侄并授太祝、奉礼郎，亲堂弟侄与守校书郎，今定宰相使相奏亲堂弟侄只与校书郎。旧制，大卿监子与在京主簿，弟兄孙侄与试校书郎，今定大卿监每次郊礼亲子与试校书郎一人，候该参选并与注初等职官，弟兄孙侄降一等，内曾任知杂、省副非责降者依旧制。少卿监子并与试校书郎，兄弟孙侄与斋郎，今定少卿监两次郊礼许奏一人，内曾任知杂、省副非责降者依旧制。谏议大夫、待制、观察使以上，两遇郊礼许奏子侄亲属一人，今定三遇郊礼许奏一人。旧制，诸妃遇圣节，许奏亲属一人，每隔年许奏二人，郊礼许奏一人；嫔御每遇郊礼各奏一人，两遇圣节与一次，依南郊例，今定诸妃每遇圣节并南郊只奏一名，惟许奏有服亲；淑仪、婕妤、贵人遇南郊，许奏小功以上亲属一人；位号别而品资同者，许比类奏荐。旧制，皇亲妻两遇郊礼，方许奏一人亲伯叔兄弟侄，今定皇亲妻更不许奏。旧制，郡县主遇郊礼，方许奏亲生子与右班殿直，其夫之亲属及庶子，须两遇郊礼许奏荐一人与借职，今定郡县主遇郊礼许奏亲子一人，只与幕职，若奏孙及庶子，即两遇郊礼许奏一人，更不许奏夫之亲属。旧制，臣僚之妻为国夫人者，遗表奏子孙恩泽，今定更不奏人。旧制，诸卫将军，诸司副使、枢密院诸房副承制以上，自转授后两遇郊礼方许奏荐，今定累奏不得过两人，如被奏荐人亡殁许别奏；其将军、副使、路分都监以上，须入仕及三十年以上係亲民差遣，其见任监当、但曾历亲民非责降者亦同。旧制，公主每遇圣节、郊礼许奏夫之亲属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许奏一人，今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生日更不许奏，其遇圣节并郊礼，所奏依治平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条贯，须於有服之亲。旧制，分司官、两省以上官，遇郊礼许奏子孙，仍旧例止降等与恩泽；其郎中以上，如遇郊礼，子孙并未有官者特奏一名；其两省以上致仕遇郊礼，比分司官更降一等；并大两省致仕，依见任官所奏亲疏施行，其降等与恩泽，即依旧制。今定分司致仕、两省以上，不许奏緦麻以下。旧制，两府遇郊礼，奏医人一名，与试国子、四门助教，不理选限；及教练使一名，宪衔逐次奉圣旨，依例内教练使多奏作试衔，不理选限，及奏荐试衔不理选限人多，卻用陈乞奏换三班差使。殿侍旧许将合得转官及其馀恩泽若人吏等出职，陈乞劻授与亲戚官者，今并乞不许劻授。两府初除及转官罢任，各奏门下人吏恩泽，旧例多至十人以上，并乞减半。其两省以上奏补子孙京官难减省，窃缘有出身选人例，须五人举主，方得改转京官，今奏补人便充京官迁转更无限碍，但监当六年便入亲民，比之有出身选人，实为优幸，今乞奏补京官并须本部通判、知州职司及内外两省以上官四人奏举，内仍有本辖官一人两任实满六年，方入亲民差遣；若奏补班行及监当有举主二人两任六年者，准此。”诏并从之。先是，殿中御史悰行陈兆楷言：“仁宗以来，屡革京官之授。”知谏院吴申言：“今卿、监七十馀员，将来子孙尽奏京官，少卿、监中带职员郎共五百馀员，员外郎八百员，数年之后，尽迁郎中，将来奏荐，复倍於今。”同知谏院吴充言：“宫掖妃嫔恩例亦乞裁酌。”都官员外郎庞元英言：“入官之弊，独诸副使未甚裁损。”四状并批送学士院，集两制同详定。（《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３、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礼给赐。时京师百官月俸四万馀缗，诸军十一万缗，而宗室七万馀缗，其生日、嫁娶、丧葬及岁时补洗杂赐与四季衣不在焉。（《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明年，复诏裁减。二年十二月癸亥日可参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月，诏艺祖子孙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王之。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手诏曰：“我艺祖之兴，以天发之期，再造区夏，大谟伟烈，被诸万世，而莫高焉。其令中书门下考太宗之籍，以属近行尊者一人王之。”九月辛未，泾州观察使从式进封安定郡王。《东都事略》、陈毕《通鉴》亦均作九月辛未，封太祖曾孙从式。《玉海》卷一百三十：熙宁元年八月，诏王太祖之后。九月辛未，舒国公从式封安定郡王，进彰化军留后。熙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诏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孙，择其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又据《十朝纲要》，诏在八月壬寅，封在九月，今以九月为下诏日，恐误。《编年备要》：九月，封太祖后。初诏中书门下考艺祖子孙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王之，使当从献於郊庙，世世勿绝。适韩琦从长安入觐，因言：“主鬯从献，皆太子事。忽择一人令郊庙从献，岂不疑骇天下视听乎！”上悟，遂罢从献之旨。命词但云“遵仁宗庆历四年故事”。《东都事略·刘攽传》云：熙宁初，神宗手诏推求太祖诸孙属行尊者为王，以奉太祖。后攽曰：“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传天下於太宗，继体之君，皆太祖子孙，不当别为太祖置后。以谓太祖之子唯德昭、德芳二人，宜从其后，世世勿降爵，宗庙祭祀，使之在位，则陛下褒扬艺祖，休显著明矣。”陈桱《通鉴》云：帝谓创业垂统，实自太祖，顾无以称。乃下诏封楚康惠王德芳孙舒国公从式为安定郡王，奉太祖祀，世世勿绝。明年，复诏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以奉其祀。毕沅《通鉴》云：辛未，泾州观察使、舒国公从式进封安定郡王。从式，德芳之孙也。

　　１、十月庚子朔，枢密言：“河南、河北监牧使欲令每年各许同奏举有牧地县分选人、知县令、主簿充京职官共五员，理为举主。”《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编年备要》云：初，范纯仁知襄邑县，有牧地，卫士纵马暴民，纯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隶纯仁，有诏劾治，纯仁言：“兵须农以养恤，兵当先恤农。”朝廷是之。听牧地隶县自纯仁始。）

　　２、壬寅，诏讲筵权罢《礼记》，自今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当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欲闻法言，宜改他经。”故有是诏。（《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五十九。案：《玉海》卷二十六：熙宁元年二月十一日，御阁，诏王珪、苗镇等讲《礼记》。十月戊申，诏经筵毋讲《礼记》。此作壬寅，与《玉海》异日，必有一误。据《朔闰考》：是月庚子朔，壬寅乃初三日，戊申乃初九日。） 是日，上因留王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魏郑公、诸葛亮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东都事略》所载此下有云：“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自古悉朝廷无贤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好近小人，则贤人虽欲自达无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岂能使朝廷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３、丙午，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方今之患，在於朝廷务其名不务其实，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县令，何忧民不富也！”（《纪事本末》卷五十三。）

　　４、丁未，上批：“河北、河南监牧使所管地辽阔，若非许令举一二属官与之协力，恐难办事。今於京官以下各举一人，供奉官以下各举二人充当勾当公事，并理本资序，十数年后岁老渐深，或授以逐州通判，或本司都监，庶几共济，早见成绩。”（《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编年备要》云：诸监牧田，大抵皆宽衍，为人所买占，故议者争请收其馀资，以供刍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广赋入为务。二年，诏括河南、北监牧司总牧地，旧籍六万八千馀顷，而今籍五万五千，馀数皆隐於民。自是请以牧田赋民者纷然，而诸监寻废矣。《玉海》卷一百四十九：取总牧地河南六监三万三千顷，河北六监二万三千顷。）

　　５、乙卯，诏出奉宸库珠二千三百四十万，付河北四榷场鬻之，别封椿以备买马。（《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本纪》载出珠买马於九月乙卯。据《朔闰考》，是月庚子朔，乙卯为十月十六日，九月则为庚午朔，无乙卯日。《玉海》卷一百四十九：川秦入场额市马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洪迈《容斋三笔》云：以奉宸库珠子二千三百四十三万颗鬻银钱，准备买马。）

　　６、己巳。（《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文彦博对资政殿，顾问京都等路禁军数，并遂诏并军额。原注：元年十月末可考。又《长编》卷二百五十四：熙宁七年六月乙酉，上谓：“财用若少留意，则所省不可胜计。昨者拨并军营，会减军员。”原注：元年十月末，二年七月十九日、十月十二日，三年三月末，皆并营事。案：原文已佚。十月庚子朔，月末为己巳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熙宁元年，诏诸路监司，察州兵拣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七月，手诏，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又云：先时陈升之建议卫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徙。从之。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於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遽行也。司马光亦言其不便，曰：“在京禁军及其家属，率皆生长京师，亲姻联布，安居乐业，衣食县官日久。年四十五未为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别无罪负，削廪远徙，是横遭降配也。沙汰既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虽国家既久承平，纪纲素张，此属汹汹，亦无能为。然诏书一下，万有道路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欲务省事，复为收还，则顿失威重，向去不复可号令矣。若逐推行，则众怨难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张彦之乱，此事之可鉴者。且国家竭天下之财，养长征兵士，本欲备奭边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军，坐费衣食，是养无用之兵，寘诸无用之地也。又使边陲常无事则已，异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争求益兵。京师之兵既少，必须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广为拣选，将数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旧兵尚请衣粮，而新兵更添衣粮，是弃已教阅经战之兵，而收市井畎亩之人，本欲减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费而费更广，窃恐非计之得也。臣伏愿朝廷，且依旧法，每岁拣禁军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分，小分复不任执役者，於令听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兵籍，虚费衣粮。人情既安於所习，皆无咨怨，国家又得其力用，不为虚设。冗兵既去，大费自省，兹事系国家安危，不敢不言。”右正言李常亦言不便。从之。案：《通考》所载非十月末事，然《纪事》不载，姑附此，以备参考。）

　　１、十二月己亥朔，诏：“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并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隶定州高阳关两路，分番往戍。”先是，此军本备河北戍守，近岁分屯诸路，朝廷将减缘边土兵，以省三司餽物，故有是诏。（《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东都事略蔡挺传》：挺奏：“以义勇点刺累年，虽训肄以时，而未施於征防，可以按府兵遗法，俾之分番更戍，无补所阙土兵。”诏问挺措置远近分番之法。挺即条上，以泾、渭、原、仪四州义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至九月罢；防春以正月十五日至三月罢，周而复始，比之募土兵省费多矣。《宋史兵志》一：高阳关两路更戍；其休番，选差兵官三人依河北教阅新法训练，仍差使臣押教。又诏京东路募河北流民，招置教阅厢军二十指挥，以忠果为额。青、郓、淄、齐州各三指挥，济、兖、曹、濮州各两指挥。又《兵志》五：诏以指挥分番者，大名府五十三为四番，真定、瀛、洛、邢、沧、定、冀、恩、赵、深、磁、相、博自三十九以及十二并为三番，德、祁、澶、棣、霸、滨、永静、永宁、怀、卫、乾宁、莫、通利自十一以及四并二番。九指挥以上者再分本番为三，教始十月，止十二月；六指挥已上者再分本番为二，教始十月，止十一月，终满一月罢遣。帝尝问陈升之曰：“侯叔献言义勇上番何如？”王安石曰：“此事似可为，但少须年岁间议之。”升之曰：“今募兵未已，且养上番义勇，则调度尤不易。”安石曰：“言募兵之害虽多，及用则患少，以兵与民为两途故也。”）

　　２、庚戌，种谔自随州安置复西京左藏库副使、商州都监。（《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冬十月甲子，诏种谔赴阙。初，谔自随州安置复西京左藏库副使、商州都监。会谔丁母忧。原注：谔初复官，已见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又卷二百十七：熙宁三年十一月癸卯，谔复皇城使。原注：云：元年，除西京左藏使、商州都监。丁母忧，不拜。今据辑此。案：谔降四官，随州安置，在二月丙辰日。陈桱《通鉴》於十二月书诏谔随州安置，恐误。盖以谔复官之日为谔责降之日也。）

　　３、赐夏国嗣子秉常诏曰：“朕肇膺皇惓，奄宅万邦，凡抚远人，必推大信，乃顾西陲之守，实殚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颇隳故矩，以至间令首领，诱害边臣，浸远宪度之常，自绝贡输之路。才行诘问，忽报凶哀，而能惩事以谢愆，沥哀而请命。今方罹於荼毒，当曲示乎慰存，乃复羁送罪酋，载驰使介。愿坚诚节，规欲自新。今又奉表及已禀从圣旨，归纳塞门、安远二寨，仍乞别进誓文，永遵臣礼。详览来情，朕甚嘉之。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国之人叛其君，何哉？”朝廷乃罢分赐酋豪之议，止令归纳二寨，还以绥州。重进凡三往反议之，於是始奉表听从，故朝廷答秉常诏，许行封册，然犹未遣使也。（《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４、壬子，韩绛建议讲求和籴利害。（《长编》卷二百八十四：熙宁十年八月乙丑，诏陈安石乘传同转运司讲求和籴利害。原注：绛始建议，在熙宁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是月己亥朔，十四为壬子日。案：《宋史·食货志》上三云：神宗即位，京师米有馀蓄，命发运司损和籴数五十万石，市金帛上京，储之榷货务，备三路军须。未载韩绛议。惟《志》后又云绛复建议。）

　　５、癸丑，诏选人以淹滞被举内该磨勘者，听引见与京官，馀依试身。言书判人注官，被举者凡三十七人，权夔州察推官蒲宗孟在焉。治平间，宗孟尝上书言水灭地震，语斥大臣及宫禁官寺。既引见，上识其姓名曰：“是尝言水灭地震者邪！”於是宗孟又言：“向者大臣为法，以节约进士、经生之数，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常数千万人而取三四百也。又裁减任子之令，期岁而补者增而为三岁，三岁者增而为再郊。三丞告老之泽，十八道使者迁任之宠，例皆寝罢，大较比旧每岁已有千馀人不占仕籍矣。入仕之难既如此，既仕之后又多为不可进之格以沮之，故举职官之令行，而京官岁损者常百馀员，朝廷犹以为未也。召见引对之际，又不用铨筦正律，不存祖宗故事，与夺无准，出於临时，使天下有偶失之叹。今年六月己未之诏，（案：此诏，《纪事本末》失载，文已佚，无可考证。） 又令天下通判不得举京官，转运判官亦减其当举之数。甚者又有增年迁秩之法，正郎限员之令，仕官而有可止之时，则人之为善，有可止之心矣。方今所贵而宠用者，进士一科。以进士言之，使天下之仕者率三十而得京官，比及引年之日，不过为陛下中行郎中耳。然而其间几何而至此，其补奏而得仕、诵书而得入官者，又岂人人四十而尽京官邪！治平之法，减京官以举职官，使京朝官以上四年而磨勘。持此之术而行之十年，仕路自清，吏员自少，五六十年之弊，欲一日去之不亦遽乎！”（《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６、乙卯。（《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庚戌，诏武臣诸州未立定合兼钤辖州军，除知州带经略。原注：元年十二月乙卯可参照。案：原文已佚。）

　　７、丙辰，诏：“夏国杀杨定人等李崇贵、韩道喜并免决，崇贵刺配洪州，道喜编管庐州。”己未，夺杨定出身已来文字，籍没田宅，子仲通，（案：《宋史·夏国传》：定子仲通亦被虏去。） 广南编管。定左右卖国，朝廷初不知，既被杀，又赠官。及崇贵等至，事乃露，故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夏国传》云：李崇贵言杨定奉使谅祚，尝拜称臣，且许以归沿边熟户，谅祚遗之宝剑、宝鉴及金银物。及归时，上其剑、鉴而匿其金银，言谅祚可刺，帝喜，擢知保安军。故夏人以为卖己，杀之。至是事露，帝乃薄责崇贵而削定官，没其田宅。）

　　８、庚申。（《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癸酉，诏天下军器，除三路缘边已差官阅视，其他路令转运逐州选官相验，运副、运判，分指逐州督趣。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案：原文已佚。）

　　９、乙丑，韩琦判大名府，降手诏听便宜从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安阳集《魏公家传》云：七月，公以凡处置多为执政沮难，不得如志，又边事向宁，乃以疾求罢。因奏曰：“陛辞之日，亲奉德音，候西事稍宁，即令臣卻知相州，愿全旧恩，使均劳逸。”章六七上，不许。乃召忠彦上殿，令驰驿往彼慰谕，及询访边事。忠彦回，又附表恳诉之，乃召复知相州，仍令赴阙朝觐。公时冒大暑至都，上见公形容黧瘁，惊叹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实曾不安，始疑讬以为辞，自此须且速就安养。”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辞之日，上从容访问政事，公因条陈，用人当辨邪正，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谓公云：“谁可属国？”公引元老一二人，凡所以裨圣德者甚多。上曰：“侍中之龟鉴，朕敢不从。”公至相州数月，上遣御药院内侍刘有方斋手诏曰：“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溃决，里民流离，朕甚惕然。朕尝虚上宰之位，伫卿之还，虽岁月一易，犹恐未欲轻去乡里。且大名为天下喉襟之地，相去止数舍间，人情未为不乐也。将欲除卿西路安抚使，故驰一介之使以谕朕意，苟勉而祗命，则朝廷岂有北顾之忧哉！”公奏曰：“君之使臣，当即降命，而先驰使指，委曲为谕，此乃陛下仁恤老臣，过示优礼。然臣方得守乡郡，陛辞之日，陛下矜臣状貌，知其未安，许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辄当烦重，况当此大异之后，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须假应副。若复如陕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误圣寄。”十二月，复降手诏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抚使，仍听便宜从事，苟朝廷有可应副，朕当力为主张。今差御药院内侍李舜举斋敕赐卿，宜即祗受。”公再辞不许，遂之任。公以河朔沿边次边及近悰以来州军乡村人户，自去年秋冬以来，将带老小、车乘、衣装、钱物过黄河南去，称昨经灭伤，往唐、邓、许、汝间，许买田土居住，至今未绝。自来朝廷累令州县存恤赈济，兼去年夏秋残零，税赋租课，并已倚阁，及住催贷粮，不差夫役，又有赊籴常平仓斛斗，支俵麦钱，非不周至。况上件人户，各有行装次第，且非寒饿不能自存之人。时间听信奸人扇摇，轻去父母坟墓，与乡里骨肉离散。近奉朝旨，振济许从便宜，乃分遣官於诸桥渡晓谕，计口给券，令还乡里，至则又以粮贷之。兼并之家，乘时贱市流民田者，皆先令还地，宽以岁月，归厥值。朝廷以大名府路彊壮元额一万三千一百馀人，今管五千七百馀人，令具不补因依以闻。公奏曰：“河北彊壮，自庆历二年拣刺义勇之时，下等短弱之人，并退充賸员彊壮，於帐内别项椿管，至今近三十年，州县以退下人数，更不差填。今一路久罹灭困，非是添补彊壮之时，愿罢取索，以安众心。”从之。保州自嘉祐以来，议欲修展关城，至是刘几复乞展筑，朝廷终以张皇引惹难之。公奏曰：“保州闻欲展城，军民莫不欣喜，况雄州、高阳关皆尝修展，不闻引惹。既非创筑，於虑誓无嫌，愿亟城之。”从之。又案：《家传》所载公以河朔云云，至“亟城之，从之”，皆二年事，《纪事本末》不录。然此皆魏公在大名时之事迹，今附初判大名下以备考。又案：《安阳集》载《魏公辞免河北四路安抚使劄子》云：臣伏蒙圣慈，特差中使刘有方斋来诏赐臣，以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溃决，里民流离。且大名为天下襟喉之地，将以授臣，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抚使。及有方口传宣旨，亦如诏意者。惟君使臣，当即降命，而先驰使指，委曲为谕者，此乃陛下加礼老臣，过示仁恤。且虑犬马之诚，或有所蕴，庶几得以自达也。幸甚！幸甚！窃念臣昨以夏秋久疾，不能当西帅之重，累具奏牍，披沥血恳，方得还守乡郡。陛见之日，陛下矜臣状貌，知其未安，故许臣亟赴本任。臣今藏府虽稍宁息，然肌骸依然虚劣，近复气攻左臂，举动颇艰，神识眊然，饮食殊减，见多方调理，未得痊平。况到任未及百日，方谐保养，若遽然又当烦重，则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虽欲继之以死，实恐有误国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臣更养疾三五月间，俾其气体渐完，始降成命，则臣奉承圣寄，或可勉彊。臣又念昨在陕西，当羌人绝好边鄙用兵之际，凡有处置，朝臣尚动加沮诘，不甚应副孤危，自视无所施设，赖陛下神明垂照，方获善退。比来河朔地震水灭之后，生民失业，人情震骇，妖异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意轸虑，多方拯济，则可以纾一方之患，岂但徙臣北京，便为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与应副之事，若复似陕西，一皆沮而不行，则陛下虽得命世大贤，使当此任，料亦不能少济。矧臣素禀愚朴，何以胜其大责哉！唯陛下深鉴前事，无俾老臣重居有过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路，从来朝廷谨择帅臣，得以专制，盖凡百耳目相接，易为裁处。今若又置四路安抚使以总之，则恐徒翻空文，使逐处愈难承禀，故昔日程琳、陈执中知其无益，并曾辞免，只当大名一路，朝廷悉从其请，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徙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陈执中例，只充一路安抚。所贵事不务於虚名，职可修於实效。又《第二劄子》云：臣伏蒙圣慈，特差中使李舜举斋赐臣诏敕，及传宣抚问就差臣大名府，充河北安抚使，仍听便宜从事者。臣衰病馀生，赖陛下大恩，得假守乡里，以遂调养，甫及百日，殊未补复，而陛下以北道继有地震水灭之患，不以臣无状付此重寄。臣上体圣意，丁宁训谕，当彊率疲劣，不敢再有诉免，然前者刘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唯朝廷谨择帅臣，使得专制，职事耳目相接，易为裁处。故昔日程琳、陈执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抚使，寻以此辞避，遂只当大名一路。若将来徙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陈执中之例，臣今卻授敕充河北一路安抚。且臣昨所陈请，盖欲朝廷不崇虚名，使逐路各展实效，庶几不误朝廷虚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后，精神顿觉减耗，不类日前，若忝窃权任，不自量力，卻致旷败。虽陛下以重责加臣，何益国事。欲望睿明照此，别赐指挥，许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抚，以安愚分。臣今见交割相州公事与通判讫，且在本州，候得俞旨进发。）

　　１０、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言：“应牧地民户已占佃者，乞并令具所出租税，自今尽归本司支用。”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１１、是月，王韶管傒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长编》卷二百二十八：熙宁四年十二月戊辰，密院进呈部奏。原注：韶作机宜，） 乃元年冬，被诏相度招抚，乃二年七月。（案：《长编》原注不系日月，辑附十二月末。原注文简，取《宋史》本传增辑数字。宋史《王韶传》云：韶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熙宁元年，诣阙上《平戎策》三道，其略以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於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武威之南，至於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栀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合肥兼之时也。诸种既服，则河西李氏在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孙，瞎征差盛，为诸羌所畏，若招谕之，使居武胜或渭源城，使纠合宗党，制其部族，习用汉法，异时族类虽盛，不过一延州李士彬、环州慕恩耳。为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策之上也。”神宗并其言，召问方略，以韶为管傒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云：王韶取熙河，《国史》以为尝游侠陕西，采访边事，遂诣阙上书。偶读《晁以道集》与熙河钱经略书云：熙河一道，曹南院弃而不城者也，其后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又其后一王长官韶者，薄游阳翟，偶见《英公神道碑》所载云云，遂窃以为策以干丞相。时丞相是谓韩公，视王长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数州则又王长官弃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浅，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陇拶似若无能，颇闻有子存，实有不可不惧者。此书盖是元祐初年，然则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时未得其说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尝上十策，若通唃厮啰之属羌，当时施用之，馀皆不书，不知晁公所指为何也。）

　　仁和张大昌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