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十三　宁宗

一赵忠定不行定策之赏，致韩侂胄、赵彦逾之怨，窜死湖、湘，国乃危乱。或谓金日磾不受拥立之封，丙吉不言护养之劳，此君子之高致，不宜以望小人，薄酬以厌二竖之欲，国庶以靖。呜呼！是岂足以知忠定之心哉？忠定之言曰：“身为贵戚之卿，侂胄为椒房之戚，宣劳于国，不宜膺赏。”此其可以言言者也。乃若中心内蕴，有必不可以策功赏者，则不可以言言者也。

光宗虽云内禅，其实废也。宁宗背其生父，正其不孝之罪；而急夺其位，且以扶立者为有大勋劳而报之，天理民彝，其尚有毫发之存焉者乎？宁宗以是感侂胄而重任之，加以不赀之荣宠。人知光宗之不孝，而不知宁宗之不孝，尤倍于光宗。忠定其忍以此自待，忍以此待其君乎？宁宗之立，忠定处于不得已之势，无可曲全，而行非常之事。揆其所自，非事势之必然，留正为之耳。于斯时也，廷臣空国而逃，太学卷堂而噪，都人失志而惊。乃亦何尝至此哉？光宗绝父子之恩，诚不足以为人君，而以视唐玄武之戈，南宫之锢，犹为末减。以害言之，唐且无宗社之忧，而况于宋。方其时，外戚无吕、武之谋，支庶无七国、八王之衅；李氏虽逆，而无外援；杨舜卿、陈源虽奸，而无兵柄。徒以举国张皇，遂若有不能终日之势，迫忠定以计出于此，而忠定之心滋戚矣。

所冀者，宁宗而有人之心邪？婉顺以事父母，而消其嫌隙；抱愧以临臣民，而勤于补过；涂饰以盖君父之愆，隆恩以报孝宗之德。则宁宗可无疚于天人，忠定亦自安其夙夜。此之不务，施施然佩扳己者以为德，奖废父者以为功，若夺拱璧于盗贼之手，而勒其勋劳于旗常以告天下。则忠定之生，不如其窜死，宋室之安，不如其濒危矣。何也？无君有君，而父子之伦必不可灭也。桀无道而汤代以兴，犹曰惭德。父为桀，子为汤，为之臣者，居割正之功以徼荣利，是可无惭，则其违禽兽奚远哉！褚渊、沈约之所不敢为，而为君子者忍之邪？夫忠定不欲以禽兽自处，不敢以禽兽处君，且不忍以禽兽处同事之劳人，厚之至也。顾不能以此言告人者，一出诸口，而宁宗即无以自容也。故曰心滋戚矣。

　　然则忠定之为相者，何也？曰：相非赏功之官也。忠定既决策造非常之举，扶危救弊，唯其任而不可辞也。光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