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書》·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也。高祖渾，〔一〕魏將作大匠。祖襲，〔二〕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

　　鮮之下帷讀書，絕交游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群僚博議，鮮之議曰：

　　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

　　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為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為社稷之臣，非為榮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為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諭。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賢為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則為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縗麻非為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為國之大計，非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

　　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而為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為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

　　且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況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為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為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慚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

　　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為教者禮法，即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為法，猶見改於後王，況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