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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印制
《古今印制》，一卷，清孙光祖撰。孙光祖，字翼龙，江苏昆山人。幼孤力学，工书善写生，尤长于篆刻，作品为时所重。此编据《篆学琐著》本校勘。三代之印，制度不传，后世印章，以秦、汉为昉，秦、汉至明，代有体式，备列于左。秦白文玺(籀文、刻符书、摹印篆)。朱文玺(籀文)。白文官印（摹印篆)。白文私印(籀文、摹印篆)。阔边碎朱文印(籀文。秦焚书而古文绝，故此式有大篆，而无古文)。汉白文玺(籀文、摹印篆)。白文官印(摹印篆、悬针书，间用隶书)。白文急就章官印(摹印篆，军中行令，急于镌凿，疏密欹斜，致有意趣)。白文私印(古文，后汉间有之。籀文、摹印篆、悬针书、殳文)。满白文私印(缪篆)。满朱文私印(摹印篆)。朱白相间文印（摹印篆)。龙虎白文私印(摹印篆)。细边粗朱文私印(古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故汉武后复有古文)。摹印篆，篆隶相融，然秦则篆多而隶少，故文质兼备；汉则篆少而隶多，故质胜于文，其质胜处，善学秦而不及于秦者也。六朝白文官印(摹印篆)。朱文官印(间有之，如“安武君”、“关外侯”之类，籀文)。细朱文私印(摹印篆)。唐朱文官印(摹印篆。前人谓秦、汉俱用白文，唐用朱文，而古法渐废者，盖指官印也。愚谓：唐即白文，而古法亦废，岂止朱文不及秦、汉哉)。宋朱文官印(摹印篆)。元朱文官印(蒙古文)。粘边粗朱文(蒙古文)。兵符(蒙古文)。圆朱文私印(玉箸文。秦、汉、唐、宋，皆宗摹印篆，无用玉箸者。赵文敏以作朱文，盖秦朱文琐碎而不庄重，汉朱文板实而不松灵，玉箸气象堂皇，点画流利，得文质之中，明以作玺，尤见规模宏壮)。粘边细朱文私印(籀文、摹印篆、小篆)。朱文白文成语闲杂印(籀文、摹印篆、小篆)。顶天立地(长脚、粘边)朱文白文和、印闲杂印(籀文、小篆。上实下虚，以长脚为配，式近鄙俗)。明圆朱文玺(五箸文、摹印篆)。朱文官印(九叠文)。成语朱白文闲杂印(无篆不备，但于章法难配处，留一空地，为俗陋耳)。仓、史、李斯三篆，古不参用，明以成语字多，繁简难配，因之错杂成章，要之仓、史可通，斯篆断不宜混。秦、汉玺大三四寸，小玺方长不等，官印大止寸余。朝爵皆铸，军中多凿。汉制，丞相三公至中二千石称“章”，千石至二百石以上称“印”。官印外，自刻姓名，曰“某人私印”，无官印者无私印。官印称“章”，私印只称“印”，士庶只称“印”，名印称“印”。印者，信也，自表其信，故自呼其名，表字不称“印”，表上或用姓。凡三字印，非复姓，而无“印”字者，非名印，皆字印，盖字印不当用“印”字以乱名。元人于表字下加“氏”字，明人于表字千加“甫”字，或表字上加“字”字，非古也。汉于姓下不用“氏”，元人加“氏”，非古也。汉于名上加“臣”字，自卑之辞，要之对君，无他字可称，故除进呈书画外，不宜通用。唐、宋收藏用“某人审定”、“某人珍赏”、“某人鉴藏”及斋堂馆阁、“长宜子孙”、“子孙世昌”、“子孙永宝”等印，后以“世昌”、“永宝”，恐似小玺而不用。识书画曰“某人之书”、“某人之图”、“某人书印”、“某人图记”，今人兼用“图书”字，且遂以“印”为“图书”，非也。道号起于唐人。以山人、道人、主人、居士等入印自五季始。“某人言疏”、“某人启事”、“某人白笺”等自宋始。“某人敬缄”、“某人顿首”、“某再拜”等自明始。斋堂馆阁入印，自唐相李泌“端居室”始。成语、诗句入印，自元始。图籍之有卷首，自宣和始。书画之有鉴定，自贞观始。籍缝有印，自北齐始。印章只有烂铜，碑刻乃有剥蚀，印文剥蚀，历朝未有。明苏啸民欲以其胸中《石鼓》、《季札》诸碑刻之道，形之于铁笔之间，因脱去摹印之成规，力追仓、史之神理，篆宗碑帖，故点画亦作剥蚀痕，虽与秦、汉以来之印文不合，而其钟鼎白文，志在仓、史，挽回斯、邈之失者，篆学之功臣也。杨汉卿、程彦明诸公，剥蚀与啸民同；而骨力坚苍，书卷渊博，自以啸民为杰出。赵凡夫草篆，创古今未有之奇，
孙光祖清
六书缘起
黄帝史仓颉，生而神灵，仰观俯察，始作书契。上古无笔墨，以竹沾漆，书于竹简，上隆下削，形如蝌蚪，今大禹《峋嵝》，及帝咨《翼辅治水碑》，古文之遗迹也。秦焚先典而古文绝。秦书八体，首大篆，而无古文。而王莽居摄甄鄷定六书，一曰古文者，盖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而古文乃复着也。秦自始皇至汉武以前，止有籀文耳。周宣王太史籀，作篆十五篇，损益古文，或同或异。以其官，谓之史书；以其名，谓之籀文。李斯小篆兴，别之曰大篆。汉建武时，已亡六篇，今国学《石鼓》，籀文之仅存者。上古以漆书，中古以石磨汁，后世始有墨。昔人以《石鼓》点画圆匀，异《禹碑》而近斯篆，疑后人所作，或石汁所书，不知宣王之去夏已远，故离乎蝌蚪之形；去秦已近，故微有玉箸之意。此运会使然，其笔非籀不能作，而亦非关石汁也。三代遗文，多载于钟、鼎、彝、敦、鬲、甗、盉、卣、壶、觚、爵、斝、豆、匜、盘、盂之铭，及《岣嵝》、《石鼓》、《比干》、《季札》诸碑刻。夏、商、周初者，古文也。宣王以后者，籀文也。字画古雅，章法参差，印文仿此，致有意趣。鼎碑遗迹，及薛尚功《款识法帖》、《钟鼎篆韵》等书，亟当搜讨。嘉靖间，我郡徐官论《季札碑》云："孔子之书，参用仓、史，故方圆不同；三代之文，仅见《大禹碑》、《石鼓文》及此刻耳，此外不多得也。"平王东迁以后，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丞相李斯，奏同文字，作《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七章，改省籀文，画皆如箸，以便笔札，名玉箸文，即小篆也。秦、汉官私印章，间用仓、史，大要以小篆为宗。仓颉之作书也，所以明天地万物之理也。如字，象形者随其形势，乃无悖于自然之理。秦易古文为玉箸，，举尖圆斜缺之字，悉从而方之，象形如此，会意、谐声可知矣。徐官《印史》云："古篆多圆圈、圆点，小篆崇尚整齐，破圆作方，渐失古制。或曰：仓、史古籀多遗缺，小篆多完备，取其便耳。"官谓：《仓颉篇》、《石鼓文》、《说文》及《通释》以下，如《六书统》、《六书考》、《六书略》、《复古编》、《续复古编》、《字原正讹》，本义、声音、文字通四声、五声诸韵，款识、钟鼎诸书，《峄山》、《碧落》诸碑刻，古文、大小篆，错杂载焉。仓、史遗文，亦不为少也。魏太常《六书精蕴》，及官《孝经古文集成》，皆按索诸书而得者，安敢有一字杜撰哉！太常云：仓、史不足，择小篆可者，以补其缺，此说得之矣。自古至秦，止有篆书，秦兴役戍，狱讼务繁，篆苦难成，下杜人程元岑邈，损益大小篆，造隶书三干，始皇善之。以其方直简约，便于隶佐急疾之用，名曰隶书，又曰佐书。人情畏繁，日趋简易，仓、史之道，于兹废坠矣。邈隶罕有传者，曲阜孔庙，有前汉五汉二年刻石，与《隶续》所载建平《郫县碑》，后汉建武中元二年《何君阁道碑》，水平八年《路君阙碑》，及秦权、汉量上字，犹可见邈隶之意。至《淳化阁》中，刻邈"天清地宁"数语，乃王着之误。秦、汉若已有正书，则汉碑四百，何得只有分书也。秦与西汉，篆书而外，止有邈隶。篆法婉曲圆密，隶体初兴，廓落劲崛，习者苦无楷模。东汉建初中，上谷王次仲，以隶方广少波势，因即隶而八分之，每字皆如八之分，则结构皆有楷法，而点画有俯仰之势矣。张怀瓘《书断》云："八分本谓之楷书，自钟、王变体，谓正书为隶书，因别有八分之?quot;。愚按：八分与隶，大同小异，所别者，隶书方劲无波，八分发笔舒展，而有波势耳。次仲作八分书于章帝时，或以为秦之羽士，与程邈同时，误认邈隶系次仲分书，因以魏、晋正书为秦之邈隶。其原因，不明隶书与八分之别，故众论纠纷。其实隶敛束，而分书发扬，其间固自有厚薄、华朴之殊，隶犹与篆近，而分渐远矣。明新安何震作《二十五举》，以续元人吾子行之《三十五举》。其第一举曰：八分书，秦羽士王次仲作，其体亦始于周；佐书，程邈作，谓之正隶，即今之楷书也。夫以佐书为正隶，他无所据，《阁帖》误之耳。若以八分始于周，则汉碑自建初而后始有分书，建初以前即西汉，且皆邈隶，何得周有分书也?李斯工篆，鲜继之者。建初中，曹喜作悬针书，又作垂露书。悬针，题五经篇目者是也。愚按：垂露者，玉箸回锋之顿而凝者也；悬针者，玉箸出锋之圆而直者也。二者异乎玉箸之貌，正洋溢乎玉箸之机，八分章程之体，于兹而兆也。正书，秦、汉所未有，其体始于魏，谓之章程书。魏、晋时，凡章奏、
孙光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