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出版时标“哀情小说”。作者主旨言情，批评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给青年男女造成爱情悲剧的罪过。小说作者把悲剧的原因归结到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以切肤之痛控诉其罪恶。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对义和团运动，由于作者不理解，难免有诋毁之词，这也是当时普通文人常有的局限。小说基本故事情节未超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悲欢离合模式，其新因素在于它的悲剧性和批判性，还有对当时混乱社会给普通人带来的沉痛灾难有深刻动人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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