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

后汉纪东晋袁宏序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一〕、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二〕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一〕四库提要以为此“汉纪”，“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者”，甚谬。按此“汉纪”，实乃“汉记”之误，即东观汉记也。袁纪卷首虽接续荀纪言西汉末史事，而行文绝无相袭之处，一阅即可知。而东观汉记乃诸家后汉书之本源，袁纪亦不例外。古者纪、记多混用，不可随文附会。〔二〕“谢忱”乃“谢沈”之误。晋书本传、北堂书钞卷五七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俱作“谢沈”，隋志及新旧唐志亦然。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一〕，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也，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异，言行趣舍，各以类书。故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扬，寄其高怀，末吏区区注疏而已〔二〕。其所称美，止于事义；疏外之意，殁而不传，其遗风余趣蔑如也。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一〕史记有八书，此作“十书”，乃袁宏为行文方便，约略言之。〔二〕陈澧曰：“末吏者，谓末世史官也。注疏者，条记其事也。”后汉光武皇帝纪一卷第一孝景帝生长沙定王发。武帝世，诸侯得分封子弟〔一〕，以泠道县舂陵封发中子买，为舂陵节侯。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皇帝。元帝时，节侯之孙孝侯以南方卑湿〔二〕，请徙南阳。于是以蔡阳白水乡为舂陵侯封邑，而与从昆弟钜鹿君及宗亲俱徙焉。湖阳人樊重女曰归都〔三〕，自为童儿，不正容不出于房。南顿君聘焉，生齐武王縯、鲁哀王仲、世祖、〔湖阳〕、新野、宁平公主〔四〕。〔一〕汉书主文偃传曰：“偃说上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彊，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其销弱矣。’于是上从其计。”〔二〕按：范晔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曰（以下简称范书）：“熊渠卒，子考侯仁嗣。”文选卷四南都赋李善注曰：“东观汉记曰：‘舂陵节侯，长沙定王中子买。节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仁以为舂陵地势下湿，难以久处，上书愿徙南阳，守坟墓。元帝许之，于是北徙。’考或作孝，非也。”范书祉传李贤注引东观记亦作“考侯”。清人编四库全书，改东观汉记原辑文“孝侯”为“考侯”，即以范书和李善注为据。殊不知汉书王子侯表明载：“元康元年，孝侯仁嗣。”东观记之光武帝纪，乃班固主持撰写，自不当与汉书相抵牾。且范书安城孝侯赐传、艺文类聚（以下简称类聚）卷十二引东观记均作“孝侯”。孝、考形近易讹，恐当以孝侯为是。袁纪此文亦可谓有力佐证。〔三〕范书北海靖王兴传作“娴都”。〔四〕范书北海靖王兴传曰：“生三男三女：长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长女黄，次元，次伯姬。”又曰：“建武二年，封黄为湖阳长公主，伯姬为宁平长公主。元与仲俱殁于小长安，追爵元为新野长公主。十五年，追谥仲为鲁哀王。”据此则袁纪脱“湖阳”二字，故补之。世祖讳秀，字文叔。初，南顿君为济阳令而世祖生，夜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筮之，曰：“贵不可言！”是岁，嘉禾生，县界大熟，因名曰秀。为人隆准，日角，大口，美须眉，长七尺三寸。乐施爱人，勤于稼穑。尝之长安，受尚书，大义略举〔一〕。兄縯，字伯升，慷慨有大节。王莽篡汉，刘氏抑废，常有兴复之志，不事产业，倾身以结豪杰，豪杰以此归之。〔一〕东观记光武帝纪曰：“年九岁，而南顿君卒。随其叔父在萧，入小学。后至长安，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大义略举，因学世事，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时会朝请，舍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