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稗史笺证

成书始末及其编者奉使行程录和青宫译语汴京之陷和开封府状靖康余绪——呻吟语和宋俘记本书的流传及其版本余论笺证凡例及其它[一]成书始末及其编者靖康稗史共包括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瓮中人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七种，故习惯上又称其为靖康稗史七种。其中除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又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和大金国志外，其它六种皆所仅见。本来，开封府状、南征录汇、宋俘记、青宫译语和呻吟语各一卷，是确庵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编订的同愤录下帙，但过了一百多年，到耐庵于度宗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于临安顾氏家发现这个稿本时，该书上帙已经散佚无存。由于耐庵从下帙的内容，推知「上帙当是靖康闰月前事」(见本书序)，也就是汴京陷落以前的事，故他在下帙的基础上，又补了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和瓮中人语各一卷，以使「靖康祸乱始末备已」(同上)，于是便成了我们见到的这部靖康稗史。这就是说，靖康稗史是耐庵在确庵同愤录下帙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关于两位编者的情况，早在耐庵发现同愤录下帙这个稿本时，就已经说过：「确庵姓氏亦无考。」(同上)而我们今天关于耐庵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七十五年前，也就是一九一０年，丁秉衡在钞完这部书之后，曾疑心这位耐庵「或即为水浒传之施耐庵乎？」(见本书附跋)但因缺乏左证，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只是怀疑而已。然而我倒以为，这个怀疑不无道理。首先，水浒传正是以徽、钦二朝为背景的，因此，施耐庵留心并收辑这方面的材料自属顺理成章。其次，为宋江等三十六人作画赞的龚圣与也是宋末元初人，这不仅说明当时水浒故事已很盛行，而且也说明其影响还颇大。焉能知道南宋末年流行的这些雏型水浒故事与这位耐庵没有关系？后人认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与这有没有一定联系？凡此等等，我以为，编次这部靖康稗史的耐庵，极有可能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过去，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只有一些后人伪造的东西和一些迷离扑朔的传说，我以为，如果不错的话，倒是这部靖康稗史的编次，倾注了他的劳动，并留下了他写的一篇不长的序言。靖康稗史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北宋都城陷落始末及宋宫室宗族北迁和北迁后的情况。本书最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作者大都是亲历、亲见其事的人，它为研究靖康祸乱始末，不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本书所涉作者，既有宋人，又有金人，他们对同一件事的记载，不论是相同还是不同，都有助于我们考订历史的真实。可贵的是，本书编者显然十分注意这一点，故记同一史实，往往兼收出自宋、金不同作者的两种同类著作，如记汴京失陷和宋帝出降，就既有宋人编着的瓮中人语，又有金人编录的南征录汇；再如记宋帝等北迁和北迁以后的情况，亦既有宋人编着的呻吟语，又有金人编着的宋俘记。这些，都极为清楚地体现了编者尊重历史的求实精神，而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需要强调，赖本书所保存的金人史着，如南征录汇、宋俘记等，除对研究北宋灭亡这一历史事件有极大价值外，对研究史着多所散佚的金代史学，亦有同样的价值。[二]奉使行程录和青宫译语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是靖康事件之前，也就是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年)，许亢宗为贺金太宗吴乞买登位使金而留下的出使纪录。这种出使纪录又叫语录，是宋廷每个出使要员回朝后必作的一种上之朝廷的例行「公文」，叙述出使见闻和应对情况。宋代留下了不少这样的语录，如路振乘轺录、王曾上契丹事、张舜民使辽录、范成大揽辔录、楼钥北行日录等，就都是他们使辽或使金后写下的这类语录。严格地说，这类语录或行程录还称不上是「史」，但由于它们都是作者奉命出使异邦的产物，其间亦必涉国家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语录又显然具有「史」的性质。许亢宗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使的，他既在金国招待使臣的宴会上遇到了大肆夸耀金人「控弦百万，无敌于天下」的押拌，又在「回程见虏中已转粮发兵，接迹而来，移驻南边，而汉儿亦累累详言其将入寇」。可惜，由于「前此御笔指挥，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钱三千贯，不以赦荫减，由是无敢言者」罢了。(以上引文皆见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因此，作为靖康事件的前奏，编者把这个行程录放在本书的首卷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它较真实地揭示了导致靖康失败的重要原因。不过从今天看，这个行程录的最大价值还在于交通和地理以及民俗方面。许亢宗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