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
朱熹 著 南宋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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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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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章句集注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朱熹南宋
孟子集注
凡七章。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称王，谥曰惠。史记：“惠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而孟轲至梁。”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叟，长老之称。王所谓利，盖富国强兵之类。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后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乘，去声。餍，于艳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国危，谓将有弒夺之祸。乘，车数也。万乘之国者，天子畿内地方千里，出车万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车千乘也。千乘之国，诸侯之国。百乘之家，诸侯之大夫也。弒，下杀上也。餍，足也。言臣之于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义为后而以利为先，则不弒其君而尽夺之，其心未肯以为足也。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此言仁义未尝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义而已之意也。遗，犹弃也。后，不急也。言仁者必爱其亲，义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义而无求利之心，则其下化之，自亲戴于己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结上文两节之意。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鴈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乐，音洛，篇内同。沼，池也。鸿，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此一章之大指。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亟，音棘。麀，音忧。鹤，诗作翯，户角反。于，音乌。此引诗而释之，以明贤者而后乐此之意。诗大雅灵台之篇，经，量度也。灵台，文王台名也。营，谋为也。攻，治也。不日，不终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来，如子来趋父事也。灵囿、灵沼，台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惊动也。濯濯，肥泽貌。鹤鹤，洁白貌。于，叹美辞。牣，满也。孟子言文王虽用民力，而民反欢乐之，既加以美名，而又乐其所有。盖由文王能爱其民，故民乐其乐，而文王亦得以享其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害，音曷。丧，去声。女，音汝。此引书而释之，以明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之意也。汤誓，商书篇名。时，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尝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时亡乎？若亡则我宁与之俱亡，盖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独乐而不恤其民，则民怨之而不能保其乐也。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诸侯自称，言寡德之人也。河内河东皆魏地。凶，岁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给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好，去声。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进，以金退。直，犹但也。言此以譬邻国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养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杨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废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为尽心焉，则末矣。”
朱熹南宋
论语集注
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凡十六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悦同。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程子曰“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又曰：“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谢氏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坐如尸，坐时习也；立①如齐，立时习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乐，音洛。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又曰：“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纡问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虽乐于及人，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愚谓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乐由说而后得，非乐不足以语君子。”①“立”，原作“一”，据清仿宋大字本改。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声。鲜，上声，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犯上，谓干犯在上之人。鲜，少也。作乱，则为悖逆争斗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则其心和顺，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乱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与，平声。务，专力也。本，犹根也。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省，悉井反。为，去声。传，平声。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尽传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学者其可不尽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乘，皆去声。道，治也。马氏云：“八百家出车一乘。”①千乘，诸侯之国，其地可出兵车千乘者也。敬者，主一无适之谓。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于民也。时，谓农隙之时。言治国之要，在此五者，亦务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若常人之言近，则浅近而已矣。”杨氏曰：“上不敬则下慢，不信则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然使之不以其时，则力本者不获自尽，虽有爱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泽矣。然此特论其所存而已，未及为政也。苟无是心，则虽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数者，又皆以敬为主。”愚谓五者反复相因，各有次第，读者宜细推之。①“马氏云八百家出车一乘”十字，据清仿宋大字本补。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朱熹南宋
中庸章句集注
本书是宋代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对《中庸章句》的注释，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附：《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１２００年。他一生只作过９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１９８４年影印、《四书章句集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出版。重点读《中庸》。/////////////////////////////////////////////////////////////////////////中庸章句序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闲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
朱熹宋
大学章句集注
本书是宋代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对《大学章句》的注释，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附：《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１２００年。他一生只作过９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
朱熹宋
论语集注
本书是宋代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对《论语》的注释，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附：《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１２００年。他一生只作过９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
朱熹宋
孟子集注
《孟子集注》为儒家的第二圣人——孟子，确立了地位。主张“民重君轻”的孟子被正式确立了亚圣的地位，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开明专制的时期。《孟子》共七篇，是孟轲及其弟子所著以“仁政”、“王道”为中心的儒学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达。朱熹所作的《孟子集注》使之身价倍增，从子部一跃而入经部，朱熹注搀入了他作为理学家的许多见解，是一部经典注本。附：《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原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从他父辈起，居住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１２００年。他一生只作过９年官，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晚年由于反对当权派韩伦胄，被诬为“伪学”领袖，受到贬斥。南宋末理宗尊崇道学，朱熹恢复名誉。元明清历代皆尊程朱理学，理学成为官学，成为后期儒学的主流学派。朱熹学问渊博，著述很多，重要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通鉴纲目》、《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后人把他的遗文编辑为《朱文公集》，把他的语录编为《朱子语类》。清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出《朱子全书》，是《文集》和《语类》的选集。《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它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其后社会重四书过于五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科目。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的序中，朱熹说明他重视四书的用意，说由于汉唐以来儒家经学只注意“记诵词章”，道、释异端“虚无寂灭之教”流传，以至儒学道统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二程、朱熹提出四书，正是要“接乎孟子之传”。朱熹认为《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学者必由此入门，才能达于圣学。他作《大学格物补传》，强调“即物而穷其理”，“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用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他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阐明先圣之道，提挚纲维，开示蕴奥，没有一本书如《中庸》这样明白而详尽。至于《论语》、《孟子》，朱熹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从此孔孟并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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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集传
诗经集传（南宋朱熹）诗经集传序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旣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旣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旣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磋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郷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郷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守，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旣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刋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謡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淳熈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诗经卷之一朱熹集传国风一。（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族歌謡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郷党邦国，而化天下也。十三国为变风。则亦领在乐官。以时存肄，僃观省而垂监戒耳。合之凡十五国云。）周南一之一。（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父，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寖广。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闲，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发，又迁于镐。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族之诗，被之筦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郷党邦国。所以着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以系于天子也。岐周，在今凤翔府岐山县。丰，在今京兆府鄠县终南山北。南方之国，卽今兴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诸州。镐，在丰东二十五里。小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敎。故系之召公。斯言得之矣。）○关关雎【音疽】鸠，在河之洲。窈【音杳】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兴也。关关，雌雄相应之和声也。雎鸠，水鸟，一名王雎。状类凫鹥。今江淮闲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列女传以为，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者。盖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闲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传之挚字与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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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章句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中庸章句序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闲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闲，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沈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着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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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句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闲，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大学章句序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闲，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着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闲。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闲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经一章大学之道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传十章第一章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第二章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右传之二章。释新民。第三章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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