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集

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规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是什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的人较少，而着意于“是什么”的人稍多，至于醉心于“为什么”的人则更多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士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渐趋隆重，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桐城文派的领袖，所谓“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者”（曾国荃致曾纪泽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子”）当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统地抄录曾文。在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黎编《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响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后即有传忠书局之《全集》问世的原因吧。《曾文正公全集》事实上的主持人，并不是列名总纂的湖广总督李瀚章，而是承袭候爵的曾纪泽。《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门人张裕钊、黎庶昌”所编，而是由定居长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实际编校。至于《诗集》，则有传忠书局聘请的杨书霖、张华理这两位长沙绅士将之一稿两用之事：先有坊间单行本，后有传忠《全集》本。《全集》之诗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编年本与光绪二年三卷分类本。事过五十年，《四部丛刊》影印本与《四部备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类生二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编年本仓促辑刊，未速细辨，虽然是按年编次，也只是大致可寻而已，其中疏忽外误之处尚多。而分类本虽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编年本之先后编次。此后各种版本，皆与此大同小异。进入民国，始有改编本与注释本。自今观之，则改编之功实浅，而注释之劳稍多。至于辑佚本，则有近人刘声本的《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细校读，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余年来，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其中《诗文》不分卷，汇入旧版（杂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与《联语》，且辑得佚词八首，于1986年出版。初版也好，新编也好，其实都有悖于曾国藩晚年的心愿。他在赴天津办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遗嘱说：“余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如有知旧助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讼之词，想来当是由衷之言。所谓反省自讼，也确因他早年有心气过高之病，有视事太易之举。后人之所以对他的诗文时有过誉，未始不起于他年轻时的高自标置与自我期许。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题彭宣坞诗集后》‘……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其明证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创之功。”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说：“自姚姬传倡为山谷诗，而曾涤生祖其学，遂开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吗？《题彭宣坞诗集后》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请看此前的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别人又做了些什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后，才识得持古文的宗尚，而当时京中诗坛，正是程恩泽、祁会藻辈提倡宋诗之时。程恩泽一再参与会试选举工作，他的诗风趋尚，当然更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但此时曾国藩虽有心向学，却又苦无良友扶掖，且其间一心应着，并未专注于诗。直到钦点翰林，始着意诗文，以求不失词臣体面。正在此时，翰林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从，切磋诗艺。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门生，此时已渐有诗名。因此，曾因藩结纳之意甚切，而何绍基则扶掖之心尤殷。兹举一例：何绍基藏有项荣“墨梅图”，其上名家题诗很多，何绍基乃向曾国藩索题。曾国藩似乎受宠若惊，于是刻意构思，亟欲显露诗才，两天后诗始写成。正好何绍基来访，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此诗，闻其奖誉，竟至“心忡忡，几不自持”（曾氏《日记》中语）。稍后，曾国藩又致书诸弟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露才扬己，争奇斗胜，受到表扬便诗兴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数青年诗人开发诗艺阶段的普遍表现。不过，时过两年，曾国藩便开始狂言“近日京城无大家”，“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