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
战国 著 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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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子
尉缭子卷一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此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阵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阵，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阵哉！『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兵谈第二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用，犹合符节，无异故也。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阵而胜者，将胜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悖率人者难矣。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员亦胜。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制谈第三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先死者亦未尝非多力国士也。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甚焉，世将不能禁。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世将不能禁。杀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杀人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将已鼓而士卒相嚣，拗矢折矛抱戟，利后发，战，有此数者，内自败也，世将不能禁。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世将不能禁。夫将能禁此四者，则高山陵之，深水绝之，坚阵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犹亡舟楫，绝江河，不可得也。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以少诛众，以弱诛强。试听臣言，其术足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国人乎？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伯之兵也。有提九万之众，而天下莫能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子也。」今天下诸国士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众者，然不能济功名者，不明乎禁舍开塞也。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故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溪。」今国被患者，以重币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将者曰：「无为人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量吾境内之民，无伍莫能正矣。经制十万之众，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战不胜，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诸国助我战，犹良骥騄耳之駃，彼驽马鬐兴角逐，何能绍吾后哉？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
战国
吴子兵法
吴子战国吴起卷上图国第一料敌第二治兵第三卷下论将第四应变第五励士第六图国第一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起曰：“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之则不凉。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奄户，缦轮笼毂，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以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战，则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吴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灾。”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乱人疲，举事动众日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服。”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起对曰：“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改。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踰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武侯问曰：“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起对曰：“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具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武侯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喜色。起进口：“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于是武侯有惭色。料敌第二武侯谓吴起曰：“今泰胁吾西，楚带吾南，赵衝否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同之兵四守，势甚不便，忧此奈何？”起对曰：“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臣请论六国之俗，夫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战争，其军可败。燕性愨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击此之道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则上疑而下惧，谨我军骑必
战国
庄子
《庄子》是庄子学派的著述总集，道家的重要典籍。现存《庄子》共３３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是庄周弟子及后学所作。庄子名周，战国中期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做过管漆园的小吏。他追求精神自由，视名利地位如粪土腐鼠。齐王慕名曾派使臣携重金聘他为相，庄周回答，宁愿在脏水沟里自由嬉戏，不愿受当权者的羁绊，拒绝了聘请。庄周也以“道”为宇宙的根本，认为道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是万物存在、变化的根本和依据。他提出万物一体的思想，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一气之化，虽千姿百态各不相同，却又同是气聚所成，同为一体。从此出发，他认为大小、寿夭、生死、是非……等等的差别都是相对的，从万物一体的观点来看，这一切区别都失去了意义。庄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描述那时的社会“福轻于羽，祸重于地”，“仅免于刑”。所以他厌恶世俗生活，追求摆脱世俗羁绊的精神自由；他理想中的圣人、真人，是吸风饮露、游于天地之正气，不受任何羁绊，无所依赖于旁人，逍遥自由的人；他追求一种超凡脱俗，不为任何是非、好恶、喜怒、哀乐“内伤其身”，使人的自然天性能自由发展的境界；对于一班孜孜于世俗名利的人，他讥之为麻雀与蝉，不识鲲鹏的广阔天地和宏大志愿；他把生死看作有如春夏秋冬的转换，纯属自然，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甚至认为死是摆脱了世俗烦恼而“反其真”，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为达到这种理想境界，他提出“心斋”、“坐忘”等修养方法。庄子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智慧，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他提出的万物一体的思想，是对世界认识的一个进步；只靠辩论，依据主观标准无法判断是非的思想和世界无限而个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无法尽知世界的思想，提出了认识领域的两个根本问题。虽然他还没有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还有片面性，甚至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但提出的问题却是深刻的。庄子的人生哲学，虽偏于消极，对于人们身处乱世和逆境困境时消解烦恼，求心理平衡，也不失其意义和作用，可以作为积极有为的人生观的补充。《庄子》书多用寓言来说明哲理，文字优美，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读此书，对于提高文学修养亦会有所裨益。读《庄子》，初读可用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古注本可读清人郭庆藩《庄子集释》和王先谦《庄子集解》。可以先读内篇及《秋水》、《至乐》、《山木》、《知北游》等篇。《庄子》末篇《天下》，对当时百家争鸣的形势及各家学说作了评介，是了解、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篇重要思想资料，可特别予以往意
战国
列子
《列子》又称《冲虚真经》。道家著作，八卷，相传为列子所撰，约成书于晋太康二年后。列子，名御寇，战国时代郑国人，主张空、静、无为，独立处世，善于修身养性。《列子》内容形式多为民间传说、寓言故事和神话等，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并包含深刻的哲学思想，以《天瑞》、《力命》、《杨朱》三者为最。主旨为万物产生于无形，并变化不居，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的，包括天地及圣人，人要掌握并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唐朝诏告《列子》为《冲虚真经》，北宋加封为“至德”，列为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
战国
器经
《器经》战国孤子著大器篇器者，物也；物者，器之。天地有器，然后有生。气有则器，有器具气，器气一体。气盈则器实，气虚则器靡。器形于宇，乃容万物；器形于宙，乃纳历史。天地既有，有则成器。器有其始而不知其始，器有其终而不知其终。器纳乎有，有为器物。器物之纳，虚之实之。感之则实，不感则虚。虚之实之，实之虚之，虚实幻真。器纳乎虚实，器纳乎动静。玄天之器，有容乃大，是为大器。大器无形。器具篇器者具也。混沌无器，是以无知。混沌具器，乃知百味。牡有器，思宣淫，牝有器，承嗣遗。花木根器，汲汲而吮，齿舌之器，嗷嗷而嚼。手成器，则有力，足成器，思远行。心之器，在得，在遗，在为天地主，是为人欲。图腾民之器，体者魂之器，色为女之器。国有利兵，乃思征伐；社有嘉德，乃成礼仪。民器，神器之。魂器，体器之。女器，色器之。兵器器国，礼器器社。器之反也！伪言为器，虽真刃而器倾。真言为器，虽不利而器直。器倾篇器张焉，器倾焉，器不足焉，皆病器也。君子之器不束不溢，小人之器乖张强直和器为政，邪器为戾；器正显德，斜器多乖。繁盛之世，暴残之秋，非和器也。性性者，泛性也，性情者，泛情也，性谋则寸寸为谋，性德者则辞行皆为规矩也。器不拘则溢，器不放则淤。大器之倾，在思，在怂，在多智。守器篇器张弗张，在天由道，在内由心。器者气也，气和则器和，气促则器倾。中庸之气，中庸之器哉。桀纣不守，致有林池之欲祸；幽王不拘，致有倾城之乐灾。人器有德，人和伦常。社器有德，族谐国安。灵器有德，则天伦如仪。器无德，人怨族乱国沸天地失道也。子曰：德致中庸，平器气，安器者，必德也！天地之德，生乎本性。人灵之德，生乎反省也。人无常态，器无常规。弃而归德，人也；变而归轨，器也！天人多变，而器能守中，变致不变也！恒不变者，变哉！
战国
公孙龙子
《公孙龙子》是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后期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的著作，《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公孙龙子》十四篇，但现在只保存下来了六篇。第一篇《迹府》也是后人搜集的有关他的事迹，其他五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公孙龙所作。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他以“白马非马”论和“离坚白”而著名，他的这些思想分别见于《白马非马论》和《坚白论》中，这是公孙龙名辨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公孙龙子》一书中，公孙龙主要研究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所具有的内在矛盾，他的特点就是夸大这种矛盾，并否认两者的统一，所以最后得出违背常理的结论。即白马不是普通所说的马，颜色中的白色和质地的坚硬他也人为地分裂开来论述。另外，在《指物论》中他还着重论述了指与物的关系。“指”即事物的概念或名称，“物”是具体的事物，它们的关系也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通变论》则论述了对运动变化的看法，《名实论》讨论名与实的关系。上述的五篇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公孙龙子》的注释本，有宋朝人谢希深的注本，以及清朝陈澧的《公孙龙子注》，近代陈柱的《公孙龙子集解》，王启湘的《公孙龙子校诠》也可以参考。
战国
墨子
《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７１篇，现存３３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家的创始人墨子约公元前４６８年一公元前３７６年名翟，鲁国人，原是手工工匠，善于制造守城器械等，学过儒学，后创墨家学派。《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６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墨子思想的根本精神是自苦利人。他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以利人为义，亏人自利为不义，以是否利于人民作为衡量是非的重要标准。他的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都体现了这一精神。同时他要求人们学习大禹治水，自苦为极的精神，在个人物质生活方面，只取最低的标准。所以孟子说他是“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鲁迅的《故事新编》中有一篇《非攻》，是根据《墨子》中《公输》一篇改写的，写墨子劝止楚王攻宋的事，生动地反映了墨子的精神，可以参读。政治上墨子主张尚贤、尚同。尚贤是主张突破贵族世袭制度，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反映了小生产者对政治上平等权利的要求。尚同则认为国家的职能在于统一全国思想，要求百姓逐级与上级官长保持一致，最后上同于天子，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表现出专制主义的倾向。墨子思想中保存有较多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他承认天有意志和鬼神的存在，以天志为其全部思想的最后依据，认为天和鬼神都赏善罚恶。这是他思想中落后和错误的方面。但他又反对天命思想，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禽兽以羽毛为衣，水草为食，不必耕织，衣食已足；人则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突出强调了一切要依靠人自己的努力。他还提出衡量人们言行是非的三个标准：上古圣王的经验，百姓耳目之实和符合国家人民之利。这都是有价值的思想。墨子思想包含有深刻的矛盾。他自苦利人，精神崇高，但带有若干空想成份，难于为多数人接受；他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却又有着专制主义倾向。这些都反映出小生产者思想的特点。从这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总的说来，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不够发达，而《墨经》所阐述的逻辑思想，则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墨经》是了解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著作。读《墨子》，可以用近人王焕镳的《墨子校释》，或清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可重点读《尚贤》、《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非乐》等篇。
战国
司马法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是姜子牙所写，但到了战国时已经散失。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人。原来姓田，名穰苴，曾领兵战胜晋、燕，被齐景公封为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后人尊称为司马穰苴。《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计一百五十五篇。汉朝以后，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该书多有散佚，至唐代编《隋书˙经籍志》时录为三卷五篇，列入子部兵家类，称为《司马法》，即今本《司马法》三卷五篇的原型。此书受到歷代兵家及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任，秩比博士。」司马迁称本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北宋元丰年间，《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考试武臣、选拔将领、钻研军事的必读之书。由于《司马法》年代久远，散失严重，所以对于该书的真伪、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歷代学者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明清以来，辩伪成风，《司马法》成了一部争议极大的兵书。有的认为《司马法》是一部伪书；有的学者认为史书中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军礼司马法》是几种不同的书；有的认为今本《司马法》可分为两部分，前两篇为古《司马法》，后三篇为《司马穰苴兵法》。目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歷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作者为司马穰苴及其追论者。尽管由于该书亡佚严重，一百五十五篇仅存五篇，内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军事思想和很高的军事价值。《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週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感谢隽心指正“着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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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子
《申子》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的所著。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京（今中国中部河南省荥阳县东南）人，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他原来信奉道家思想，后来分化出来，成为法家。他的著作《申子》原来有两篇，《汉书。艺文志》中说是六篇。清朝时，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有《申子》的辑本，但不是原貌了。现只在《群书治要》第三十六卷所引《大体篇》和一些佚文。申不害继承了道家的学说，主要从道家里边吸收了“君人南面之术”，即驾御大臣的权术，以此来加强法家当时所主张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度。他主张君主“无为”，即不从事任何具体的工作，只是不动声色地用“术”去驾驭臣子。根据《韩非子。定法篇》中的解释，“术”的意思是说，君主要按照大臣们的才干授予官职，还要经常对他们进行督促和考核，根据政绩来决定赏罚。申不害强调，明君是身体，大臣是双手，君主要掌握权柄，大臣去做具体的工作。即君主要把立法、任免、赏罚等大权掌握在手，做事要抓要害，抓大事。因此，君主要防止大臣蒙蔽君主的视听，防止大臣主权独断，侵害君主的权力，那样很可能导致大臣谋杀君主而自立为王。申不害主张的“术”，最典型的就是“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这是具体的驾御大臣的权术。要求君主“去听”、“去视”、“去智”，就是装听不见，装看不见，装不知道事情真相，避免暴露自己，这使大臣摸不清君主的底细，没办法投其所好，也就没法掩盖他们自己的缺陷。而君主则可以看得明白，辨别出忠臣和奸佞小人。韩非认为，“术”是必要的，但只讲术而忽视法，会导致法令前后矛盾，给人可利用的机会。所以，韩非批评申不害是只懂得“术”而无法，所以改革成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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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
《荀子》一书为战国末期赵人荀况及其弟子所著。荀况本为孙氏，故此书又称《孙卿对书》或《孙卿子》。西汉刘向整理时定为３２篇，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手所著的２２篇，一类是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共５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用的材料，共５篇；前两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直接材料，是《荀子》一书的主体。《荀子》的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逻辑起点。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如果任人顺性发展，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争夺，使社会陷入混乱；必须由圣人制定礼义，进行教化，才能使人转而为善，使社会正常安定。所以他认为人性是恶的，而善则是后天人为教育的结果；善不是性，而是“伪”。他与孟子一样，也肯定人人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成善成圣，只是成善成圣的途径与孟子所说的不同。他不是强调尽心知性，而强调学习、积累和“注错习俗”，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来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荀子认为“能群”是人类区别于禽兽并能胜过和役使禽兽的基本条件，而“分”则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基本法则。为了消除人们由于欲利而引起的争夺，必须明确规定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分。这就是礼义的起源和实质。在此基础上他在政治上提出了隆礼重法说。在君民关系上荀子一方面尊君、隆君，一方面重视民本，提出君民舟水说。在天人关系方面，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有它固有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治乱兴废，在人而不在天；人应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在认识论方面，荀子特别提出“解蔽”，认为认识的片面性是人们的通病。他提出“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主张认识事物要虚心、专心、静心，以达到主观上的大清明境界。荀子又构成了以正名为中心的逻辑体系，他揭示了名反映实的本质，制定了关于名的划分和推演的理论，阐述了制名的原则，又揭示了命题的本质，特别是在直言判断的定义上超越了的人。荀子以儒学为本，对诸子百家之说进行了激烈批评，其论虽不无偏颇，但足可称为先秦时期继孔子、盂子之后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荀子》一书唐杨倞曾为之作注。较好的注本有王先谦的《荀子集释》，收入中华书局版的《诸子集成》。较为浅近的注本有梁启雄《荀子简释》，还有《荀子新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其中《天论》、《性恶》、《解蔽》、《劝学》诸篇可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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