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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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书
欲观古法书，当澄心定虑，勿以粗心浮气乘之。先观用笔结体,精神照应；次观人为天巧，真率作作，真伪已得其六七矣；次考古今跋尾，相传来历；次辨收藏印识，纸色绢素，而真伪无能逃吾鉴矣。或得其结构，而不得其锋芒者，摹本也。得其笔意，而不得其位置者，临本也。笔势不联属，字形如算子者，集书也。或双钩形迹犹存，或无精采神气，此又不难辨者也。古人用墨，无论燥润肥瘦，俱透入纸素，後人伪作,墨浮而易辨。书价以正书为标准，即如右军草书一百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正书。至於《乐毅论》、《黄庭经》、《太师箴》、《画赞》、《累表》、《告誓》等书，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昔钟尚书绍京，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计用数百万贯钱，惟市得右军行书五纸，不能置真书一字，馀可知矣。惟画价弗然，山水竹石，可敌正书。人物小者及花鸟，可敌行书。人物大者及神佛图像、宫室楼阁，可敌草书。走兽鱼虫，又其下也。鲁公《送裴将军诗》，兼正行分篆体。倏肥倏瘦，倏巧倏拙。或劲若钢铁，或绰若美女，或如冠冕大人，鸣金佩玉於庙堂之上，或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或如金刚瞋目、夜叉挺臂，或如飘风骤雨、落花飞雪，信手万变，逸态横生，所谓如壁拆、印印泥、锥画沙、屋漏痕、折钗股法兼得之者。鲁公传世数帖，余获遍观，当以此帖为最。《筠轩清闲录》卷上论石刻凡欲观古帖，先观字法刻手，次观拓法，纸墨色泽末也。凡帖以北纸北墨为佳。北纸用竖帘，其质松而厚，不甚渗墨，以手拂之，如薄云之过青天。犹隐隐见纸白处，又北用松烟，墨色清淡!不和油腊，故色淡而而纹皱，非夹纱作蝉翅拓也，凡北碑皆然。南纸坚薄，极易拓，墨用烟和腊为之。乃色纯黑而面有浮光。此南北纸墨之辨也。钟、王书，定当以《宣示》、《力命》、《兰亭》、《乐毅》、《东方先生赞》为冠，虽摹拓失真，风韵殊胜他刻。论墨试墨，当用发墨砚磨。一缕如线，而鉴其光。紫光为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为下,黯白无光，或有云霞气为下之下。蔡君谟言：奚氏墨能削木。米元章言：古墨磨之无泡。故墨以口有锋刃而无泡者为贵，至於香味形制，鉴家略而弗论。论古纸绢素真古纸，色淡而匀净无杂，渍斜纹皴裂在前；若一轴前破，后加新甚众；薰纸，烟色或上深下浅，或前深後浅。真古纸，其表故色，其里必新；尘水浸纸，表裹俱透。真古纸，试以一角揭起，薄者受糊既多，坚而不裂，厚者糊重纸脆，反破碎莫举；伪古纸，薄者即裂，厚者性坚韧而不断。其不同皆可辨。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元绢与宋绢相似，而稍不匀净。三等绢，虽历世久近不同，然皆丝性消灭，受糊既多，无复坚韧；以指微跑，则绢素如灰堆起，纵百破，极鲜明。嗅之自有一般古香可掬，非若伪造者。以药水染成，无论指跑丝露白，即刀刮。亦不成灰，嗅之气亦不雅也。碎裂文各有辨，长幅横卷裂纹横，横幅直卷裂纹直，各随轴势裂耳。其裂亦俨状鱼口，横联数丝，岁久，卷自两头苏开，断不相合，不作毛，掐亦苏，不可伪作。伪作者刀刮指甲尽开，丝缕直过，依旧作毛，起掐坚韧不断也，此望而可辨者。画不重绢素，墨迹不重砑光粉泽纸，神易脱故也。论装裱收藏凡书画法帖，不脱落，不宜数装背。一装背，则一损精神，此决然无疑者。故元章於古背佳者，先过自揭不开，以乾纸印了，面向上，以一重新纸，四边著糊，粘桌子上，帖上更不用糊，令新纸虚弹压之，纸乾下自乾，慎不可以帖而金漆桌，揭起必印墨也。装背书画，不须用绢，故唐人背右军帖。皆錘熟软纸如锦，乃不损古纸，又入水荡涤而晒，古纸加有性而不縻，盖纸是水化之物，如重抄一过也。又元章每得古书画，不用绢补破处，用之，绢新时似好，展卷久为硬绢抵之，却於不破处破，大可惜。不用绢背帖，勒成行道，一时平直，良久舒展为坚所隐，字上却破。不用绢压四边，只用纸，免摺背重绷，损古纸。纸上书画，尤不可以绢背，虽熟绢，新终硬，致古纸墨一时苏磨。落在背绢上，且文缕绢书画面上成绢纹，盖取为骨，久之纸毛，是绢所磨也。其去尘垢，每古书一张，以好纸二张，一置书上，一置书下，自榜滤细皂角汁和水，霈然浇水入纸底，於盖纸上用活手软按拂，垢腻皆随水出，内外如是，续以清水浇五七遍，纸墨不动，尘垢皆去。复去盖纸，以乾好纸，洿之两三张，背纸已脱乃合，於半润好纸上，揭去背纸，加糊背焉，不用贴补。古人勒成行道，使宇在筒瓦中，乃所以惜字，不可剪去，破碎边条当细细补足，勿倒襯帖背，古纸随隐便破，只用薄纸，
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
作者：（明）董其昌著；屠友祥校注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上海松江人。董其昌出身贫寒之家，但在仕途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举进士，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仕途生涯。当过编修、讲官，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职。他对政治异常敏感，一有风波，他就坚决辞官归乡，几次反复起用。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他是海内文宗，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注重师法传统技法，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董的绘画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并波及到近代画坛。一直以来，董其昌的作品都是海内外大收藏家寻觅的目标。董其昌精收藏，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潇湘图》、《溪山行旅图》、《龙宿郊民图》、《夏山图》，并以“四源堂”名斋，还有精选李思训《蜀江图》、《秋江待渡图》，董源《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巨然《山水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李成《着色山图》，郭忠恕《辋川山居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王蒙《秋山图》，《宋人册页》等18幅。从中可以看出，董其昌的收藏足以令其傲视当代。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倍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董其昌的书法，历来评说褒贬不一。褒者倾其溢美之词，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说他“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但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包世臣云：“行笔不免空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讽刺道：“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董其昌回忆说：“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凝式、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
董其昌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