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
戴德 著 汉朝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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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戴礼记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参，今之君子，惟士与大夫之言之间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问：何谓'主言'？"孔子不应。曾子惧，肃然抠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孙也，得夫子之间也难，是以敢问也。"孔子不应，曾子惧，退负序而立。孔子曰："参！女可语明主之道与？"曾子曰："不敢以为足也，得夫子之间也难，是以敢问。"孔子曰："吾语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内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虽守不固；三至不行，虽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冲於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还师。是故内脩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问：不费、不劳，可以为明乎？"孔子愀然扬麋曰："参！女以明主为劳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明主奚为其劳也？昔者明主关讥而不征，市鄽而不税，税十取一，使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时，有禁而无征，此六者取财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节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费也？"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民皆有别，则贞、则正，亦不劳矣，此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则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悫、女憧、妇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诸天下而不窕，内诸寻常之室而不塞。是故圣人等之以礼，立之以义，行之以顺，而民弃恶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则不足，道则至矣。"孔子曰："参！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别地以州之，分属而治之，然后贤民无所隐，暴民无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时考之，岁诱贤焉，则贤者亲，不肖者惧；使之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贤举能。此七者脩，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保子之见慈母也。上下之相亲如此，然后令则从、施则行。因民既迩者说，远者来怀。然后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十寻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为畜积衣裘焉，使处者恤行者有兴亡。是以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言语不合，莫不来至，朝觐於王。故曰：无市而民不乏，无刑而民不违。毕弋田猎之得，不以盈宫室也：徵敛於百姓，非以充府库也；慢怛以补不足，礼节以损有馀。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礼可守，其信可复，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时春秋冬夏。其博有万民也，如饥而食，如渴而饮，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热冻寒，远若迩；非道迩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主之守也，折冲乎千里之外'，此之谓也。"曾子曰："敢问，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数；既知其数，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天下之士说，则天下之明誉兴。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所谓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选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爱人，知者莫大於知贤，政者莫大於官贤，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则四海之内拱而俟，然后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彼废道而不行，然后诛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说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衽席之上乎还师'。"
戴德西汉
大戴礼记
一、成书年代及真伪《大戴礼记》由戴德（公元前一世纪）而得名，戴德是后仓（公元前70年在世）的四位弟子之一、后仓在公元前一世纪创立了立于学官的《仪礼》传授学派（参见《礼记》）。可是，看上去《大戴礼记》与戴德的关系似乎只不过是为它找到了一个令人起敬的出处。和某些传统记载相矛盾的是，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证据能够表明西汉的礼学家与它的编纂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大戴礼记》是《礼记》的一个更早的校订本。再者，《大戴礼记》也未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因此，二世纪以前它是否已单独成书这的确令人怀疑。二、内容及资料来源《大戴礼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所著录的时代较早的杂集《记》131篇。然而，《大戴礼记》中有些篇章的撰写可能在《礼记》已经编纂成书之后，例如，《大戴礼记》第46篇篇首有一《礼记》第30篇的摘要；第41篇录自《礼记》第27篇；第52篇也包含《礼记》第24篇的部分文字。《大戴礼记》的多数篇章都是种种汉代以前和前汉文献中一些段落的仿制拼贴，比如，第71篇（《诰志》）的内容以不同的形式见于《逸周书》第58篇；《荀子》为《大戴礼记》第42、64、65、66篇提供了材料，此上诸篇也包含来自《淮南子》的零散段落；《大戴礼记》第46、48篇主要依据了贾谊（公元前201椙—169年）的作品；《淮南子》卷三和卷四的部分内容也为《大戴礼记》的第58、81篇所借用。最后，还应指出重要的一点，《大戴礼记》第77篇，以及在较轻程度上第63篇都有赖于《周礼》。既然在《仪礼》和（周礼》的观点相左时，《礼记》总是赞同《仪礼》有甚于《周礼》，因此，我们对这些篇章是否和《礼记》源于同样材料就极为怀疑。第49—58篇或者在篇题中出现孔子门徒曾子的姓名；或者在篇中记述他的教导和对话，因此，有人坚持认为，这些篇章源于现已失传的《汉书。艺文志》（第1724页）“儒家”类下所著录的《曾子》18篇。在清代辑录的《曾子》佚文中也包括这些篇。但是，这些材料实际上不太可能是在《曾子》亡佚之前被借引的。《大戴礼记》中许多与曾子有关的篇章可以证明是采自其他文献资料。其余的可能是汉代伪造的，目的在于利用曾子的名声来取得显赫声望和正统地位，以便有利于他们所拥护的教义。三、文献源流《隋书。经籍志》（第921页）记载，《大戴礼记》13卷。此条记载重见于唐代的书目和宋朝的官方书目（见《旧唐书。经籍志》，1973页；《新唐书。艺文志》，第1430页；《宋史。艺文志》，第5048页），而且和现存版本的卷数相符。《崇文总目）提及一个10卷本，它一定是由于脱漏而有亡佚，然而，现存版本不足以说明这一特例。刘熙大约在200年为《大戴礼记》作过注。据《隋书。经籍志》921页的注解可知，刘熙注已经失传，现存的注据说是仕于魏和北周的卢辩（519—557年在世）所作。由于此注未著录于隋唐的书目。由此推知，直至宋朝，它的正统性才被正式承认。长期以来，人们假定此经最严重的毁损是在汉末和隋之间的某个时代。据郑玄（127—200）《六艺论》记载，《大戴礼记》原有85篇，而现在的版本不超过39篇。据推测《隋书》著录的文本就已是如此。通行本卷1的第1篇被认定为第39篇；第2卷始于第46篇，而不是始于第43篇；第7卷始于第62篇，而非第61篇，全书结束于第81篇。可能总共有46篇较早编定的文本已经亡佚。《隋书。经籍志》编撰之前，此经的某些部分就很可能已经失传，但是，《大戴礼记》是否就像现在版本的篇数显示的那样已遗失46篇，却让人怀疑。在隋朝，人们相信，《大戴礼记》85篇是《礼记》46篇的一个时代更早的本子。人们进一步假设，二者共有的46篇已从《大戴礼记》脱落（见前文《礼记》中所翻译的《隋书》引文）。然而，在汉代书目中并没有任何可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这种关系的证据。不仅如此，现存的《大戴礼记》有几篇的部分内容相重，却依然保留而未删除，因此，《大戴礼记》的篇数可能受到了关于它与《礼记》有上述并无根据的联系的影响，由此才力图确定郑玄所说戴德传授的《记》八十五篇就是《大戴礼记》。四、版本《四部丛刊》重印了一个明代刻本，此明印本有卢辩注和年代定为1175年的韩元吉序（1118）。《汉魏丛书》和《雅雨堂丛书》也收入此文本的版本。这3个版本都不如活字版武英殿本（1774—1777年），殿本是《丛书集成》所印校勘本的主要底本。孔广森
戴德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