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1911年（宣统三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萧红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哈尔滨市呼兰区）城内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大院。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

　　1916年（民国五年），外祖父将萧红学名改为张廼莹。

　　1919年（民国八年），生母姜玉兰感染霍乱病故。父亲张廷举续娶梁亚兰，即萧红继母。

　　1920年（民国九年），入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俗称龙王庙小学，现为萧红小学）女生班读初小。

　　1924年（民国十三年），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校女生部读高小。后转入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

　　1927年（民国十六年），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就读。萧红喜欢文学和绘画，在校刊上发表过署名悄吟的抒情诗。

　　1928年（民国十七年），哈尔滨市学生维持路权联合会发起反日护路游行示威活动，即“一一九”运动。萧红参加游行，主动担任宣传员。

　　1929年（民国十八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民国十九年），初中毕业，不顾家庭反对而出走北平，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陷入困顿中。

　　1931年（民国二十年）1月，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2月底，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3月中旬，两人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汪恩甲为了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

　　1931年（民国二十年）10月，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与汪恩甲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汪恩甲不辞而别。萧红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萧红因此结识萧军。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8月7日，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由于萧红欠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萧红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后夭折。出院后，两人住进道里新城大街（现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出，安家于道里商市街25号（现道里区红霞街25号）。

　　文学创作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3月，参加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两幅粉笔画。4月，以悄吟为笔名发表小说《弃儿》，是萧红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随后发表诸多作品，踏上文学征程。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7月，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10月，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萧红、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6月，因《跋涉》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端午节前一天，舒群夫妇在大港码头接了两人，一起住在观象一路1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 两人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被称赞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11月，萧红、萧军与作家张梅林离开青岛抵达上海。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特意将两人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影响。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不久，萧红、萧军、叶紫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2月，《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署名“萧红”。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作品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一举成名。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6月15日，萧红作为最初发起人之一，与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67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7月，因与萧军在感情上出现裂痕，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只身东渡日本。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萧红发表《海外的悲悼》等诸多作品用以怀念。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3月，写下《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发表在4月23日的《文艺》上。4月，至北平与老友李洁吾（李明武）、舒群见面，后又回到上海，此时和萧军的关系有所好转，参与了萧军编辑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萧红、萧军不顾危险，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躲过特务机关搜捕，保护他们安全转移。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9月，萧红、萧军撤往武汉，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烽、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萧红创作了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担任文艺指导员。2月，临汾形势紧张，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两人在武汉结婚。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11月，萧红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产后第四天，萧红称孩子头天夜里抽风而死。产后萧红回到重庆，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为二人举行欢迎会。3月，萧红参加香港女校纪念三八劳军筹备委员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的座谈会。8月3日，香港文协、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等文艺团体联合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召开纪念会，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萧红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项，纪念会上还演出了萧红到港后写的哑剧《民族魂》。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9月1日，《呼兰河传》开始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12月20日完稿；12月27日连载完毕。

　　因病去世

　　1941年（民国三十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发现患有肺结核。10月，萧红住院打空气针治疗。11月底，因受医院冷遇，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民国三十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为喉瘤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1月18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次日，萧红精神渐复，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女校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病逝，享年31岁。

　　文体特征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系列散文《商市街》在发表时曾遭到“看不明白”的议论，因为萧红使用了不少小说的技巧，这样的写作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异常新颖，从文体上看，它更接近小说，不过它又是“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萧军《商市街·读后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商市街》、《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高雅的部分——诗和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语言特点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诗化、直率而自然。萧红的创作多有自叙传的色彩，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作，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人物风景并不受旧的形式束缚。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她写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自然成为一体。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思想特质

　　萧红认为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认为作家是超阶级的，作家应该为人类而写作。即便是在抗战救亡时期，她也拒绝使小说直通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宏大主题。萧红的创作摆脱了狭隘的阶级论，具有自己成熟的文学主张，这也是萧红能成为优秀作家的重要前提。萧红创作之初确实接受了左翼文学的影响，有着些许左翼文学激进的色彩，对底层的民众，尤其是底层的被阶级和男性双层压迫的女性给予了深刻的同情，其作品人物多以女性、儿童、老人为主，而女性更为常见，女权主义思想日渐成熟。但是，萧红的创作与流行的现实主义左翼文学又有着很大差异，她的阶级观念不但是政治的、经济的，而且是文化的，是强势与弱势的对立。抛开“抗日”的政治内容， 她的《生死场》依然有直逼人心的惊心动魄的力量。从直接面对人的生存层面说话这个角度来说，萧红或许比鲁迅走得更远、体验得更深、离信仰更近。

　　一半骨灰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1月22日，萧红病殁香港法国医院，遵照她的遗愿：身后要能看到大海。在萧红去世后的第四天，端木蕻良带着笔、墨和装有萧红骨灰的一只花瓶来到浅水湾的一个山坡上，这里上边是丽都饭店，下边是游泳场，他把骨灰瓶深葬之后，亲笔题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立于坟前。

　　端木蕻良在安葬萧红时，即嗅到了沿途一路上的血腥味。他担心此处墓地不能长久保全，因此特意留下了另一半骨灰放在另一只同样的花瓶里，秘密地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土崖的一棵树下。法国医院当时就设在这所教会女校内，萧红正故世在这里。

　　1957年8月，萧红在香港浅水湾的骨灰被迁回广州银河革命公墓安葬。当时内地反右，端木蕻良正在接受审查，无法亲自去广州迎回萧红的骨灰，只能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纪念萧红，向党致敬！》以示心迹，发表在1957年8月16日的《广州日报》上。

　　文革后，端木蕻良几次托香港的朋友到圣士提反女校后山去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但是时间久远，山上树木茂密，无法辨认。1995年3月，端木蕻良收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20世纪40年代的地形平面图复制件，希望能指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部分骨灰的确切地点。但时间久远，复制件模糊不清，又是平面图，不好辨认，端木蕻良忧郁地说：“看来我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了，萧红的那一半要永远地留在香港了。

　　1996年10月5日，端木蕻良在北京去世，身前留下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1997年5月，端木蕻良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来到香港，实现了他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