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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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出生于绅商家庭,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于1912年回国。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早期的最著名地质学家。他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

人物生平

  1902年,翁文灏13岁时通过乡试中秀才。后来到上海读书,在法国天主教会所办学校学习外文,后到欧洲留学,专攻地质学。

  1912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地质学博士。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中国,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事。

  1913年,翁文灏同丁文江等人一同创办了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在搞地质研究的同时,也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培养地质人才。这是我国第一个从事地质研究和培养地质人才的机构。1922年翁文灏继丁文江后任该所所长,并在地质研究所任讲师、主任教授,中国首代地质工作者多出自其门下。翁文灏同时亦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曾为清华地质学系主任,1931年兼任代理校长。翁文灏早年表现不欲从政,曾被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但亦未受;所任政府公职皆与学术有关。

  1932年,翁文灏先生为国民政府所延揽,出任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的前身)秘书长,但委员会内皆是学术界名人。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中断对我国资源的调查和研究,如对甘肃油矿局,天府、南桐等煤矿都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1934年冬天,翁文灏任焦作中福煤矿整理专员,并兼任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的前身——焦作工学院常务校董。对当时的私立焦作工学院多有关怀。

  1949年3月,翁文灏博士任台北总统府秘书长等职。

  1935年12月,翁文灏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1934年,翁文灏于考察石油途中遇上严重车祸以致昏迷。得蒋介石关护,指令全力抢救,后来渡过危险。事后翁可能是难却“救命之恩”,正式踏上仕途。

  1935年,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937年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长,在抗战期间主管中国的战时工业生产及经济建设。

  1945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至1947年辞任。

  1948年6月,翁文灏应蒋介石之邀,任政府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任内主持货币改革,在8月推出金圆券取代法币,并以行政方法意图控制物价,结果造成金融失调。翁内阁于11月总辞。次年初蒋介石下野,翁于2月任李宗仁之总统府秘书长。至5月,李宗仁主事与共产党和谈失败,翁辞去秘书长之职,并出国至法国。同年,翁文灏被评选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9年春,翁文灏先生脱离蒋介石集团,初居香港,后移居法国巴黎。

  1951年,经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翁经香港回到中国,是首名回北京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翁在1948年曾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回国初期曾因不积极批蒋而受压。

  1954年后,获任政协委员,之后主要从事翻译及学术研究。文革中得特别保护而只受少许冲击。

  曾任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同时,他仍专注于祖国的地质事业。他对地质学造诣很深,对著名的大陆漂移说和燕山造山运动的阐述与发展贡献卓著,为祖国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奠定了基础。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

人物主张

  经济主张

  作为学人,翁文灏主张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方可富强,以臻现代化。他服膺孙中山遗教,认为在落后国家发展经济,应避免贫富不均,必须实行民生主义,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他尤其主张凡国防及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工矿企业,均应由国家出面、出力来办。“欲使(中国)工业化成功,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及以重工业为核心。中国重工业的振兴,不宜悉赖私营,而须由政府以国营方式奠定基础。”以后他之所以愿意出山从政,主持中国工业建设,与此初衷不无关系。

  涉外主张

  翁文灏力主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要求不要空喊口号,而要面对实际。他要求政府首先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形式不妨浅陋,利益不妨实在”。对社会舆论则主张有理性,要求大家体谅政府的困难,不要要求政府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现在我们应要求全国谨守秩序,勿做轨外行动。”此种态度,颇得蒋介石欣赏。

人物轶事

  国共之争

  1948年底,国共之争胜负已成定局。这年的12月,中共方面宣布了一个四十余人的战犯名单,这时的翁文灏虽已不过是挂名的政务委员,但因其曾高居国民政府院长之位,也赫然在焉。1949年,翁文灏先赴香港,后转法国,1951年3月,经多方周密筹划,翁文灏辗转回到北京。“战犯”的帽子没有吓退翁文灏海外归来的脚步,证明中共和翁文灏之间的距离至少不像“战犯”这个词汇所张扬的那么大。

  陈毅进入上海后在和翁文灏友人的谈话中提及翁时曾说:“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陈毅“书生”一词经友人之口传到了翁文灏耳中,正在海外飘零而且从心底里不愿做“白华”的翁文灏想必别有一番感触,可能也促使他下定了回归的决心。陈毅所说的书生也许代表了不少中共要人对翁文灏的看法,可是翁氏的牌子毕竟太招人眼了,“行 政院长”、“战犯”这些外在的东西终究不好静悄悄地消化,翁文灏要融入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土壤还需付出艰苦的心力。等着这位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的,首先是如何表态与过去决裂。这一过程堪称一波三折,早在他滞留海外仅有回国之想时,中共方面就表示其回来可以,但需在回国前写一悔罪书公开发表,翁挥笔写就,而文内居然还有“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等字样,连居中沟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

  所幸周恩来同意其可以先行回国,悔罪一事暂且放在一边。但一俟翁文灏在京定居,怎样认识充满罪恶的过去并与之决裂仍然是个逃不过去的大关目。面对这个问题,翁文灏最感难迈的坎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像翁文灏这种教育背景和天性淳厚之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况是于己有知遇之恩的旧主?要他自责容易,去骂别人却戛戛乎其难了。

  政协委员

  当选为政协委员的翁文灏写下过不少应景诗。整理者所作的“前言”中特别提醒读者,“诗集的内容,特别是大跃进时期中的见闻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有不少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可笑的,但这并不代表作者深层次的真实思想,而是对那个在极左思潮统治下,巨大政治压力时代的写照”。其实我看这未免求之过深了。那些歌颂大跃进之类的诗未必不是作者真实心境的反映,像翁文灏这样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被那个年代中特有的热火朝天的气氛所感染的,试读一首关于北京城拆除牌楼的诗:“解放京都改造勤,牌楼次第落埃尘。堂皇封建宏规范,窒碍交通阻辙轮。自古先成终有毁,于今革旧更阐新。长安街道从来阔,此日更欣车振辚。”知识分子中没有多少人不在盼望尽快除旧布新,这种情感是真诚的。即使在高歌突进的整体氛围中,作者并未全然麻醉,一首题为《农妇入城投佣》的诗,色调和整体氛围相比是如此的不协调,诗中说那些因受灾生计无着,不得不入城做佣工的农妇“土地曾欣分廿亩,水旱尚自受千灾。何来颗粒全家饱,尽说更新举国欢。子死父老垂尽日,妇人偷走入城关”。“何来颗粒全家饱,尽说更新举国欢”,对比强烈,而“妇人偷走入城关”中,一个“偷”字,也是炼字的好例。对这首诗,一般人看了大概以为是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事,其实不然,诗实写于1954年8月,对一般读者而言,这恐怕也是一小小意外吧。至于作者回顾平生的长诗《洄溯吟》,对研究作者的人来说,其价值当然更不待言了。

  翁文灏旧曾于1946年刊行《蕉园诗稿》,这个集子没选。就本集已选的作品,作者的诗艺实不能说高明,这不必讳也无需讳,作者本来就无意作吟风月弄花草之诗人。近人旧体诗词集的价值往往在诗词之外,于此又得一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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