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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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与秉志联合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还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发起筹建中国植物学会。继钟观光之后,在中国开展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中国植物资源的工作。在教育上,倡导“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教育思想。与钱崇澍、邹秉文合编我国第一部中文《高等植物学》。首次鉴定并与郑万钧联合命名“水杉”和建立“水杉科”。提出并发表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和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

人物生平

  1894年(光绪二十年)农历四月二十日,胡先骕生于江西南昌。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春,胡先骕11岁时,便遵母命赴南昌府学考试,被录取为府学庠生。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中国废止了科举制度,胡先骕至南昌府办的洪都中学堂学习,开始接受现代自然科学教育。

  1909年(宣统元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

  1912年(民国元年)秋,参加江西省留学考试,被录取为西洋留学生。名列第一,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农业和植物学。

  1916年(民国五年)11月,胡先骕在美国学习期满,以优秀成绩获农学士学位。

  1917年(民国六年)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在此期间,对庐山植物资源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奠定了他日后在庐山建立植物科研基地的想法。

  1918年(民国七年)7月,受聘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植物学教授。

  1919年(民国八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北京大学陈独秀、胡适等所倡导的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提出批评。当选中国科学社书记。

  1923年(民国十二年), 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胡先骕任农科的植物学教授兼生物学系主任。再次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

  1925年(民国十四年)完成《中国有花植物属志》,首次对中国植物进行全面整理,获博士学位,随即回国,仍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在《东南论衡》发表《东南大学与政党》等时论文章。

  1928年(民国十七年),胡先骕与秉志等人在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建所初期,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并受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植物学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胡先骕派俞德浚会同蔡希陶在云南昆明创建了“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合办。胡先骕兼任所长,并办有较大规模的植物园,即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胡先骕赴江西泰和就任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职务。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中正大学农学院生物系特聘胡先骕为研究教授。同年7月,胡先骕赴庐山参加江西暑期学术讲习会。年末,胡先骕辞去国立中正大学教授之职,移居北平,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工作。

  1948年,胡先骕与国立中央大学森林学系郑万钧教授联合发表有关裸子植物水杉新种的论文,标志着其学术造诣达到了新的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1951年,他根据对近代植物形态学、解剖学和分类学的研究,创建多元植物分类系统,提出著名的被子植物出自多元的分类学系统理论。解放后,先后编写《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中国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学》等著作。

  1968年7月16日突发心肌梗塞逝世,终年74岁。

人物成就

  科研成果

  科学预见

  在太平洋学术会议上,胡先骕听到日本学者首次发现举世稀有的川苔草科植物(Podostemonaceae)的报告时,预见中国肯定也有川苔草科植物的分布。1930年参加在爪哇召开的第四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后,他在《岭南科学杂志》第9卷第3期(1930年)上,再一次表明并推测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如广东、福建、浙江等多山省县以及长江上游肯定会有川苔草科植物。果不出胡先骕所料,1944年2月,厦门大学生物系赵修谦终于在福建省长汀县东北隅龙门的岩石上采到该科植物1种。1年之后,又在汀江流域、晋江和闽江流域发现2种。经鉴定,这3种均为中国特有,即:川藻(TerniopsissessilisChao)、中国川苔草〔Clado-pus(Lawiella)chinensisChao〕、福建川苔草〔Cladopus(Lawiella)fukienensisChao〕。

  创办机构

  1928年,胡先骕与秉志等人在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

  1930年,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英国剑桥召开。会上,胡先骕、陈焕镛、史德尉被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的委员。为了加速中国植物学科研工作,并进一步了解国外到底掌握中国多少资料。1930—1931年,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经费不多的情况下,胡先骕仍支持秦仁昌到收藏有世界各地500多万号植物标本的英国邱园(皇家植物园)去。后来,秦仁昌从该园精选出18300余号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并将其拍成照片带回,以应国内研究者的需要。这是胡先骕、秦仁昌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与发展所作出的一项极为卓越的贡献。

  1932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改由胡先骕担任。所址迁至西城文津街3号的新建楼房,内设有动物标本室、植物标本室(委派秦仁昌兼任标本室主任)、陈列室、图书室和动植物实验室,并定期出版《中国植物图谱》(胡先骕、陈焕镛)、《中国蕨类植物图谱》(胡先骕、秦仁昌)、《河北习见树木图说》(周汉藩)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这时,科学研究人员已由10余人发展到50余人。胡先骕历年均派员到河北、山西、吉林、四川、云南和海南等省去调查和采集标本,并进行分析研究。此时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国内外已成为较有声誉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之一。

  为了扩展中国的科研机构,1938年,胡先骕派俞德浚会同蔡希陶在云南昆明创建了“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合办。胡先骕兼任所长,并办有较大规模的植物园,即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为了创建中国自己的植物园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植物,1932年,在胡先骕的倡议和亲自指导下,并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赞同和支持,静生生物调查所经与江西省立农学院协议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4年,园址最后决定建在含鄱口北麓。胡先骕委聘秦仁昌为第一任庐山森林植物园主任,并及时派陈封怀赴英国进修2年,回国担任园艺技师。经秦仁昌和陈封怀的辛苦经营,数年后,庐山森林植物园便形成为中国研究园林植物的重要基地。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植物园科技人员。

  建立学会

  为了发展现代植物科学事业和使各地广大植物科研人员和教学人员互通声气,促进学术交流,并在社会上普及植物学知识。经胡先骕和李继侗、张景钺、钱崇澍、陈焕镛、陈嵘等19名植物学家发起及筹备,于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召开了“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钱崇澍为第一任会长、陈焕镛为副会长,胡先骕被选为《中国植物学杂志》(季刊)总编辑。1934年3月,胡先骕为该杂志创刊号写了“发刊辞”,并首次向国内外较全面介绍了“中国近年植物学进步之概况”。同年8月21—27日,第一届中国植物学会年会在庐山莲花谷召开。会上改选胡先骕为第二任会长。在年会上,胡先骕提议用自己的力量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1935—1948年,胡先骕受聘为南京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届评议员。

  胡先骕除精研现代植物分类与分布外,对古植物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1938年,他同美国古植物学家R.W.钱耐(Chaney)在山东共同研究中国山旺新生代第三纪中新世古植物化石时,证明距今1200万年前山东的植物同现代长江流域的植物有相似性。1940年,他们两人在《中国古生物志》中联名发表“中国山东中新世植物群”的长文和较多的精确图版,这不仅为中国古植物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且也开拓了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的新领域。

  发现水杉

  在胡先骕刚继续主持所内工作不久,年底便收到郑万钧从中央大学寄来薛纪如从四川万县磨刀溪采到尚不知其为“水杉”的枝叶和球花、幼球果的标本,请予以复查鉴定。胡先骕根据标本反复研究,并核查文献,确定该标本与日本大阪大学古植物学家S.三木茂(Miki)博士于1941年根据日本的2种植物化石,在日本植物学杂志11卷第261页所发表的水杉属(Metasequoia)的形态相同,应同为一属植物。经由胡先骕和郑万钧共同深入研究后,最后命名为水杉(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HuetCheng)。由于水杉在分类系统上介于杉科和柏科之间,为两科联系之桥梁,故另新立水杉科(MetasequoiaceaeHuetCheng)以区别。首次正式把在四川万县所采集的标本命名为“水杉”。这一珍奇活化石植物的发现与正式命名,引起全世界植物学家的震惊,特别是引起古植物学家的重视。这是胡先骕融会古今植物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美国的古植物学家钱耐还专程来中国对水杉进行实地考察。此后,各国出版的高等植物学和古植物学专著,也都相继有了这一记叙。为了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这一珍奇树种的重大发现,1946年,他在《地质调查所汇报》中发表《记古新世期之一种水杉》论文,将水杉的化石种与最新发现之水杉进行了比较。1947年,在美国的《观察》杂志发表《美国西部世界爷与中国四川万县之水杉》(Se-quoidofwesternAmericaandmetasequoiaofWanhsien,Szech-wan)。1948年,又在《美国纽约植物园》园刊中发表《中国是怎样发现‘活化石’水杉的》(Howmetasequoia,the“livingfossil”,wasdiscoveredinchina)。同年,与郑万钧联合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

  自胡先骕的论文发表后,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各国植物园纷纷来函索要水杉种子,或派人来中国考察。直至中国解放,已有50余国家、近200处植物园先后从中国引去这个古老的孑遗植物,经各国试种均获成功。由于水杉的适应性很强,它的踪迹现已遍及世界各地。

  创立分类系统

  1948年,胡先骕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所领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自1928年创办以来,历经20年,已成为一个享有声誉的颇具规模的科研机构。收藏的标本就有20余万号,发表了论文280余篇和《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等专著,还培养了一大批造诣很深的植物学家。为进一步开展中国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合理开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50年,由于机构、人员的调整,静生生物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等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胡先骕受聘任研究员。他除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兼授植物分类学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上,并努力使科研与教学相结合。

  1950年,胡先骕根据多年的研究,提出并发表了《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的专论。他对被子植物的亲缘关系作了重要革新,不仅在目与科的排列上有重大的变更,而且对若干科的分合,也有新的建置。此外,还整理出一幅“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其主要论点是被子植物出自多元,即出自15个支派的原始被子植物。这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一个较新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也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的第一篇学术专著。这部专著弥补了中国植物学史上的一项空白,但他仍自认并非圆满无缺,希望在古植物学和植物形态学研究有新的发现时,再继续加以修改。这也是他一贯一丝不苟、谦虚治学的科学态度。

  胡先骕在大学任教时,总感缺少完善的中文本教材。因此,决定依自创的多元分类系统,多运用中国自己的资料,编纂一部《种子植物分类学》,代替过去使用的英国植物学家J.哈钦逊(Hutchinson)的分类系统。该书稿在361科中,对中国所产的各科叙述极为详细。在科的描述中,还补充了中国产的重要属。对有经济价值的种类,也择其重要的加以叙述。书稿末并载有中国产种子植物检索表,因此内容更臻完善。为了适应建国初期大学的急需,未能来得及绘制插图,故以《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为书名,于1951年出版。

  1952年,胡先骕积极参加了反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研究工作。经他鉴定,美国侵略者投下的沾有病菌的松树枝叶等植物均系分布于南朝鲜,而不是分布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植物。由于在这项工作中成绩卓著,曾荣获第二届中国卫生会议模范奖状和奖章。

  1953年胡先骕应邀编写了一部《经济植物学》。该书除花卉、森林和药用植物外,凡中国所有或在中国能见到的其他引进的经济植物,书中均作了详细记载,对各种经济植物的利用也有介绍。该书至今仍有它的重要参考价值。

  1952年暑期中国院系调整后,北京师范大学另迁新址。胡先骕因忙于科研任务,是年秋季便告别了数十年的教育与教学生活。胡先骕对中国植物学的研究,尤其是对植物分类学、古植物学和经济植物学的研究与教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后发现一个新科、十个新属、数百个新种。

人物评价

  胡先骕自青年时代就怀着科学救国的宏愿,数十年来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高瞻远瞩、苦心孤诣。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除亲自传授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学等教学任务外,还为青年编写具有较高水平的教科书、植物学教学法和学习指导等著述。他在授课过程中,虽然稍带口吃,但声音洪亮,精力充沛,内容也极为充实,特别强调实验课和深入实际的重要性。(《中国新闻周刊》杨丽娟评)

  回忆先师,备觉其形象高大,气质宏伟。胡师思想深邃,著作等身,一生共发表论文150余篇,发表新种200多个,出版书籍20余部,培养了大批植物学人才。他还是精通古诗词的文学家,曾参加过多次文学论战而蜚声文坛。在讲学期间,胡师屡屡谈及人生,曾深情地说: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艰难曲折、急流险滩,企图一世平安顺利,那是不现实的幻想;问题是要学会对付困境逆境,顺其自然,泰然处之。他的哲理是:正直、理智和无畏。胡师总是以哲学家的理念、科学家的智慧和诗人的情怀去体验变幻不定的人生!(南昌大学生物系教授邓宗觉评)

  有人说,他是“开创者”。因为他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曾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也有人说,他是“守旧派”。因为他曾作为《学衡》主将,与当时提倡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胡适等人大开笔战,共同书写了20世纪文化史上省略不了的一页;还有人亲切地称他为“江西的老校长”。他曾在抗日战争最为激烈的1940年,回乡创办江西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中正大学,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约请了一大批在外的江西学者回归乡梓,设坛讲学,培育了一大批人才。无论人们如何评说,无论胡先骕具有怎样多重的身份,无论他曾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扮演过怎样的角色,都不能影响他的当之无愧的身份—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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