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节中谈到孔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敬畏与热爱，在他看来，只有华夏的古代文化才能使我们成为文明的华夏人。这就是说，人只有用人性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仁义礼乐去进行教化，方才成为人。用《周易》的话来说，这便是“人文化成”。在孔子心目中，用仁义礼乐化成的高标准的人就是君子。所以君子是孔子仁礼中庸等等人文原则的具体体现，他对弟子的一条重要教诲便是：“女(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雍也》)孔子的理想人格包含许多层次，最高的当然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他们是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因而是无须教化而自然成就的；在学而知之的人当中，就是仁人和君子，他们是一般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孔子认为君子是经过儒家文化的教育熏陶，并且在道德修养上下过体认工夫的人，是一个既有高度文化修养，又有美好道德品质的全面发展的人。他强调君子在文化与品质两个方面均衡发展，以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不仅能坐而论道，而且因为具有实际的知识与技能可以起而行动。后来，宋明理学家们特别强调心性修养而忽视了知识技能，违背了孔子原意，也造成了巨大恶果。那些平时只会谈心性的人，没有任何实际的本领，危难之际只有以死来报效国家。

　　孔子认为，君子必备的基本技能，包括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懂得礼节仪式，会歌舞与演奏乐器，能射箭，驾车，写字，运算。君子必备的基本知识，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本知识；此外，天文、地理、政治、军事、历史、博物、民俗等各方面的知识君子也应该掌握。孔子博学，经常给人解答一些博物学或文化史方面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就连公开场合不愿谈论的军旅之事也懂，并且教过弟子冉求(即冉有，字子有)。但他不是为博而博，他广泛求知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为名副其实的君子。

　　孔子还认为，对于要做一个君子的人，广泛求知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严格遵守道德规范，培养卓越的道德品质。君子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不仅仅是仁、义、礼、乐几条大原则，还包括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规范。

　　首先，君子对于仁义原则应有深刻的理解，视之为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毫不动摇地坚持仁义。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君子离开了仁便不是君子，所以他不会有吃一顿饭的工夫违背仁德的，在紧迫的情况下，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也会照样按照仁的要求办事。孔子还认为义对于君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阳货》)。义是君子作人的根本，第一原则。义就是合宜，就是符合道德原则，不合原则的事坚决不做。孔子如何对待利和欲？和后世儒家中的有些人不同，他不持一概反对的态度，但是强调义是第一位的，求利要符合义。他认为，君子应该“欲而不贪”(《尧曰》)，应该“见利思义”(《宪件问》)，“见得思义”(《季氏》)。他说过，如果富是符合于义的，即使是给人家执鞭驾车，他也愿意做。这个重义轻利的原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过去曾经哺育了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今天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其现实意义更是显而易见的。

　　孔子重视宗法，重视维持家族中的秩序与和睦，所以着力提倡这样两条道德律：子对父的孝与弟对兄的悌。他认为孝悌不仅使家族和睦，而且可以使人们之间的一般关系更趋亲密，因为爱人是从爱双亲爱兄弟开始的，有了孝悌这个根本，才能生出爱人的情感。君子孝悌就能教育民众，使他们懂得仁的道理。孔子特别强调孝悌不仅仅是一个仪式，重要的是有真情实感。如孝不仅仅是按礼的要求去养老送终，而且更要有敬重的情感。人们养父母，也养牛马，如果对于父母不能敬重，那和养牛马又有什么区别！亲子关系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恒久事实，规定一定的道德原则来维系它，对于家庭与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如果不管古代的具体仪节，孝悌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但是，孔子的时代距离今天毕竟非常遥远，在他的孝悌观念中有不少早已过时的东西，如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慈与子女对父母的孝，关系虽是相互的，但不是平等的；孔子主张，父母有过失，子女可以提出意见，如果父母不听，做子女的仍然要恭敬顺从，劳而不怨。他最欣赏的孝行即是父亲死后，子女仍然按他生前的章程办事。“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子张》)在那个时代，宗法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法律与家族利益发生冲突，就要服从家族利益。孔子认为如果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做儿子的不可以出来揭发，隐匿不报是正直，揭发反而是不正直。孟子根据这一思路，认为舜的父亲犯了法，舜偷偷将他带到海边隐藏起来，这是孝。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它是由法制来维护的，与法制抵触的孝悌是宗法时代的陈旧观念，应当抛弃。

　　孔子主张君子应该讲究忠恕。孔子给弟子曾参等讲学，说他自己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同学都没有弄懂，下课之后问曾参一贯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忠与恕是作为道德观念的仁的内涵。忠是尽己为人，指的是爱人就要对人竭心尽力，诚实负责。孔子的忠是普遍适用的，一般地说，人对他人应该忠，与后来君主专制制度下，专门要求臣对君的忠不一样。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这个忠也只是尽己的意思，而且是以君的礼为条件的，君使臣不以礼，那么臣对君也就不一定忠。鲁公与季孙氏不以礼待孔子，他便不再做他们的臣，跑到国外谋求发展。

　　恕是推己及人，爱人就要将心比心，以己为譬，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自己想立、达，那就让别人也得到立与达。从消极方面说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就不能强加给别人。当然不论忠恕都不能离开宗法等级社会中每个人的名分。如何尽己，如何推己，都要依照名分来定。孔子认为你要求儿子如何对待自己，你就这样对待父亲；你要求父亲如何对待自己，你就这样对待儿子。你讨厌上级如何对待自己，就不要这样去对待下级；你讨厌下级如何对待自己，就不要这样对待上级。抽象地说，这些原则在今天也是可以实用的，但是在当时，这里面都具有等级的意义。

　　君子应该有智有勇，它们也与仁一样是君子必备的道德品质。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说这是孔子自谦，其实他是具有这种品质的(《宪问》)。智指道德认识与实践方面的智慧与才能。君子有了这种智慧，方可不惑于不仁不义的歧途。君子对于道德的本质，实践的条件等有正确的认识，使自己的行动总是符合仁、礼、中庸。该说该做的就去说去做，不该说做的就不说不做。情况再复杂，他依靠智慧，也能找到最恰当的行为方式，从而达到时中。所谓勇就是执行道德律令的勇敢精神，它产生于对儒家伦理的坚定信仰。有了这种勇气，就能不顾个人的得失荣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见义勇为，知过必改，将道德律令贯彻下去。孔子说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勇。相反，见义不为，有过不改都是无勇。孔子强调“勇而无礼则乱”(《泰伯》)，“有勇而无义为乱”(《阳货》)，所以，勇不是不合礼义的鲁莽蛮干。为了在礼义的指导下发挥勇气，孔子认为必须学习，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此外，孔子还要求君子做到“恭”——于己庄重严肃，对人谦虚和顺；“敬”——对于事业严肃认真；“宽”——待人厚道；“信”——诚实无欺；“敏”——灵活勤快；“惠”——给人以关心照顾；“温”——温和；“良”——善良；“俭”——节俭；“让”——谦逊；“知耻”——有羞耻心；“周而不比”——搞团结不搞小圈子；等等。君子所应具有的这些品质当然也就是儒家德目，它们除了与宗法等级制度有关的一些内容外，都是人类从古至今公共的道德准则，是我们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