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政府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持宽容态度。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族际间的通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先秦时代，纳“夷狄”之女为妻的事例已有很多。到秦汉时代，统治阶级对民族间的通婚采取了纵容和鼓励的政策，民族通婚呈现出多种形态，其中，有迁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通婚的，也有汉民族迁往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的，另外，在多民族杂居的边境地区，不同民族的男女互相通婚的情况也不少见。

　　民间族际通婚的情况与统治者推行的“和亲”政策有着很大关系。

　　西汉初年，匈奴族屡犯北境，汉高祖刘邦依从娄敬的计策，选一宗室女子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首开和亲之举。之后，汉代历朝皇帝，都有这类举动，最出名的就是“王昭君出塞”。昭君是汉元帝时的宫女，她远嫁给了匈奴呼韩邪单于。

　　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间的通婚也十分常见，特别是北朝历代，本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相继建立的，统治者往往以汉族后代自居，改服易名立姓，加速了汉化的进程，此时族际间的通婚更是十分频繁，呈现出民族大融合的态势。

　　唐代是个开放的社会，疆域辽阔，与少数民族接触频繁，尤其与吐蕃、回纥〔he合〕、南诏等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汉族和边疆民族的心理、文化距离日益缩短，民族通婚的政策一再受到提倡，并被积极实行。据载，唐代前期，仅京都长安，定居的“胡客”就有4000余人，而且皆娶汉人为妻，繁育后代。陈鸿在传奇《东城老父传》中描述道：“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

　　唐代对和亲政策也十分看重，如果说汉代的和亲还带有被动性和防御性的话，唐帝国的民族通婚就呈现出盛世风貌，即不仅仅是为了“招抚”与“开拓”，也有文化交融与睦邻的愿望，带有相当的主动性。唐代的后妃中就有一些是少数民族人，著名的如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唐代还先后有10余位公主为和亲而下嫁吐蕃、回纥、突厥等族的首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太宗时代文成公主入藏。

　　唐初，吐蕃民族兴起，他们十分向往富庶昌盛的唐帝国，吐蕃王(吐蕃语称为赞普)松赞干布几次遣使向唐求婚，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派礼部尚书李道宗持节护送宗室女文成公主入藏联姻。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札陵湖)迎接。文成公主入藏时携带了大量金银器皿、丝绢、营造工程和医药方面的书籍，以及许多工匠。文成公主带去的唐代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对藏民族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拉萨城至今还以其独特的风姿向人民诉说着民族友好通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