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是首先接受中国印刷术的国家。

　　中朝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两国就开始了文化交流。南朝时期，中国宫廷里有高丽、百济的乐舞，朝鲜有中国的学者、工匠、画师在那里讲学，传授技艺。7世纪时，唐都长安有许多新罗留学生，他们广泛研究中国文化，回国时，又往往带走大批书籍，并把学到的文化知识、工艺技术，在国内传播推广。像后来的新罗著名学者崔致远，12岁来中国，18岁在唐中进士，回国后，他的书法、诗文在新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雕版印刷术传入朝鲜，首先是从传播佛经开始的。新罗和高丽王朝都崇奉佛教，以佛教为国教。唐朝时，新罗的僧人就从中国带回写本《大藏经》，受到全国的欢迎。举世皆知的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也是从中国带回的。宋朝《开宝藏》印成后，宋政府先后赠给高丽王朝三部。11世纪上半期《契丹藏》印成后，辽又送给他们四部，慧昭和尚又买回三部，仅从辽获得的就不下六七部。此后他们以此为蓝本，利用本国生产的好纸好墨，依照中国雕版印刷，从1011—1082年，历时71年，刻成了第一部工程浩大的《高丽藏》，全书6000多卷，被称为“高丽之大宝”。可惜公元1232年蒙古兵入侵高丽时，大部分大藏经版都被烧掉了。但是由此可知，中国雕版印刷术传入朝鲜，大约在10世纪末，而朝鲜自己刻印书籍，则始于11世纪。

　　公元11世纪，高丽王文宗的儿子王煦(法号义天)，曾游历中国和朝鲜许多地方，搜集了宋、辽、朝鲜佛教大师的著作，于1101年编成了4000卷的《续藏》，刊印后，曾分赠给宋、辽和日本几部，不过今天多已散失，残缺无几。

　　公元1237—1251年，在高丽贵族崔氏父子鼎力协助下，历时15年，又重新雕刻了一部汉文《大藏经》，全藏共6791卷，刻版81258块，每块版两面刻字，这就是有名的八万《大藏经》(图20)。直到今天八万块经版，几乎还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朝鲜南部庆尚南道伽倻〔ye耶〕山上的海印寺中，这可能是目前保存在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木雕印版，比我国1738年完成的保存至今的《乾隆版大藏经》早了近500年。因此海印寺被称为“海东敦煌”。

　　朝鲜刻印非宗教书籍也始于11世纪。那时，高丽王朝一面从宋朝购买大量书籍和书版，如义天和尚就曾运回《清凉疏》版片及1000卷的印本和写本书籍；有些福建商人还代他们定刻书版，用商船运去，从中获取厚利。另一方面，为适应科举考试和文人学士对书籍日益增长的需求，又翻刻了很多中国的儒家经典、史书和医书。公元1042年刻印了《汉书》、《后汉书》和《唐书》，随后又刻印了《礼记正义》、《毛诗正义》和《伤寒论》、《肘后方》等。

　　图20朝鲜刻印的八万《大藏经》

　　12世纪初，高丽王朝在国子监设立印刷所，开始大规模印书，政府藏书达到几万本。

　　公元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建立李朝，改国号为朝鲜。李朝建立后，由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活跃，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大。因此，政府和民间都大量翻刻中国的重要经史子集、医学著作和通俗小说，即所谓“诸子百家无不锓梓，广布于世”；同时也出版了朝鲜人自己的著作，如三大医书：《乡药集成方》、《医方类聚》、《东医宝鉴》，还有史书《三国史》、《高丽史》、《朝鲜历代史略》等。古代朝鲜没有文字，一直使用汉字，到了1446年，名曰“谚文”(即现在通行的朝鲜文)的朝鲜文字才创造出来，从此，又有了谚文印本和中谚文对照本，比较早的朝鲜谚文刊本，是1463年印行的《法华经》，而道书《敬信录谚释》则是早期的中谚文对照本。这时，朝鲜的印刷事业也随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传入，进入了活字印刷的新阶段。

　　还在11世纪后半期，义天和尚旅居杭州时，很可能就获知了同时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记关于泥活字的发明；1102年，中国古代铸钱的方法也传入了朝鲜，这对朝鲜采取活字印刷都起了推动作用。

　　到了13世纪初期，朝鲜开始采用活字印刷。有一本朝鲜的文献中提到，1234年前后，有一部《古今详定礼文》就是在朝鲜江华岛用“铸字”印刷的。稍后，又有《南明证道歌》铸字本。有的学者认为后来李朝时代的铸字多是铜字，所以把这两种铸字都算作铜活字，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朝鲜就是现在所知世界上最先铸造铜活字的国家。朝鲜的这一发明大约晚于毕昇泥活字200年，而比德国的谷登堡在15世纪40年代发明的铅活字却早了200多年。

　　朝鲜的铸字方法，据15世纪朝鲜学者成伣〔qian欠〕说，是先将黄杨木刻成字，压入软的胶泥中做成字模，再把熔化的金属倾入范内凝固成字，然后加工成为能用的金属活字，这和中国铸铜印的方法几乎是一样的。

　　朝鲜采用木活字印书，开始于1376年，这年印成了《通鉴纲目》。到了14世纪90年代，又印成了《功臣都监》及李成桂传记和附有朝鲜方言文字注解的《大明律》。《功臣都监》是朝鲜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但到了15世纪，木活字印刷逐渐为铜活字印刷所取代。

　　公元1403年，朝鲜政府设立了铸字所，开始大规模铸造铜活字，此后460多年间，共铸造了近30副金属活字，其字数达二三百万个之多。其中除一副铅活字、两副铁活字外，均为铜活字。由此可知，朝鲜也是最先大量铸造金属活字的国家，从此，用铜活字印书成为朝鲜印刷的主流。在各套铜活字中，以1434年据称是仿效4世纪东晋著名书法家卫夫人书法而刻铸的字体，最精美最流行，也是最受人喜爱的活字印刷体。这年是甲寅年，故称“甲寅字”，甲寅字被称为“朝鲜万世之宝”。两年后，朝鲜人又创造了铅活字。公元1436年，第一次用铅活字印了《通鉴纲目》(即《思政殿训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铅活字印本，这年是丙辰年，这次铅字称作“丙辰字”。丙辰字书法浑厚，大而醒目。《通鉴纲目》正文用的是铅铸丙辰字，小字用的是铜铸甲寅字，二者混合排印，是印刷史上稀有的珍本。朝鲜人发明的铅活字，比谷登堡在1450年前后排印的《四十二行本圣经》约早了20年。

　　1729年，朝鲜人又用铁活字印了《西坡集》，铁活字字体清秀，美丽悦目，更为世界上所独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朝鲜人民是勤劳智慧的人民，他们不仅善于吸取中国人民的科技成果，而且还善于推陈出新，创造出铜、铅、铁等金属活字；它的印本书籍，校勘认真，印刷清晰，纸墨装订均臻上乘，这是朝鲜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也借鉴了朝鲜人民的宝贵经验，朝鲜的印本书籍一向受到中国人民的好评，朝鲜的墨色泽漆黑发亮，纸张精密细致，都是印刷书籍的佳品，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中朝两国人民在印刷技术上互相交流，彼此促进，共同推动了印刷事业的发展。

　　中国印刷术传入日本，可能稍晚于朝鲜。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自古密切，3世纪时，(一说4世纪后半期)朝鲜学者已把中国的《论语》呈献日本朝廷。5世纪时，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日本。7至9世纪，日本派出了10多批“遣唐使”来到中国，他们把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技术和佛教经卷带回日本。公元865年，日本僧人宗睿又带回了印本《唐韵》和《玉篇》。中国的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也带去很多佛教经典和与佛教有关的建筑、雕刻艺术、医学知识等。983年，宋太宗赠送给日本僧人奝〔diao刁〕然一部完整的《开宝藏》印本。这些文化交流特别是印本书籍的传入，对日本的印刷业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日本自己刻书，究竟始于何时，说法不一，比较可信的物证，是公元1088年在日本奈良兴福寺刻印的汉文佛教典籍《成唯识论》，这是日本确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在这之前，有所谓宝龟本《无垢净光经根本陀罗尼》佛经四种，它是由梵文音译为汉字的文本，因为当时分放在100万座小木塔中，而这些小木塔又平均分放在10大名寺中，故又称“百万塔《陀罗尼经》”。这些佛经据某些文献记载，是763—770年之间的印本，770年是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元年，故名“宝龟本”。宝龟本，许多学者认为是招聘中国工人到日本印造的，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木版印刷品(也有人认为是铜版印刷的，或认为是活字版印刷的)。但是日本文献上并没有说是印刷品，印刷物本身也没有留下刊印的年月，因此，有些学者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

　　继《成唯识论》刊印之后，日本刻印佛经就日渐多起来了。日本是以佛教为国教，那时，抄印、广施佛经被认为是佛门的大功德，据说可以消灾延寿，修好来世，普度众生，超度亡灵。于是到了13世纪，和尚尼姑，善男信女，纷纷舍财，刻印佛经蔚成风气。其中最有名的有五座禅宗大寺刻印的“五山版”，五山寺不仅大量刻印宗教书籍，还翻刻了许多汉文儒书、医书和诗文集，大约总共刻印了近80种非宗教的中国书籍和近200种宗教著作。日本翻刻的中国第一部儒书是1247年出版的《论语集注》，翻刻最早的诗文集是1325年出版的唐朝诗僧寒山子的《寒山诗集》，翻刻较早的医书是1528年出版的《医书大全》。直到16世纪末，日本的印刷事业可以说完全由佛教寺院垄断。17世纪时，一项规模宏伟的雕印工程仍然是由寺院完成的，这就是铁眼禅师在中国禅宗法师隐元的帮助下，于1669—1681年用六万块樱桃木雕版，印成了全部《大藏经》，因为这部藏经是在日本京都黄檗〔bo薄〕山万福寺刻印的，所以称“黄檗版”，这套雕版今天还保存在该寺中。

　　日本古代没有文字，是采用汉字作为记录工具，后来参照汉字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制了日本文字“假名”，但汉字仍然流行。不过，一直到17世纪，刻印的日文版书籍并不多，刻印最多的还是汉文书籍，只是读法不同。

　　应该说，日本早期印刷业的发展，是和中国工匠的帮助分不开的。元末明初，大约有四五十名中国工匠避乱东渡日本，参加了五山版的镌刻工作，其中最有名的是元末的陈孟荣和明初的俞良甫。前者手艺精妙，自称“孟荣妙刀”；后者长期侨居日本，刻书10多种，被称为“俞良甫版”。他们不但刻印佛经，还刻印了识字课本《蒙求》，字书《玉篇》和《杜工部诗》、《昌黎先生联句集》等唐宋名家作品，使很多中国著作得以在日本流传。同时，他们还为日本培养了一批优秀刻工，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印刷质量。中国工匠对日本印刷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直到今天日本人还忘不了他们的功绩。

　　直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印书主要采取雕版印刷。

　　日本采用活字印刷术，开始于16世纪90年代初。先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范利安，从印度果阿带到日本一部西洋活字印刷机，并印了一些罗马拼音的日本书籍和西文书籍，目前尚存的还有约30种，包括传教的小册子、字典、语言学习材料和文学作品等。但是由于日本严禁异教，使这位传教士带来的西洋活字几乎没有对日本文化产生什么影响。紧接着，1592年日本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朝鲜的一批铜、木活字劫往日本，第二年，日本就制成了木活字。现存最有名的木活字本是1596年出版的《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1597年出版了《劝学文》一书，书中明确记载“此法出朝鲜，甚无不便”。从此，活字印刷术在日本政府、私人、寺院中逐渐推广开来。到了1637—1648年间，日本就用木活字排印了全部《大藏经》6326卷。在此之前，中国和朝鲜还没有用活字印过《大藏经》，这次是用活字印刷的第一部《大藏经》，因为这部藏经是由宽永寺僧人天海发起印刷的，所以被称为“宽永寺版”或“天海版”。这部活字版《大藏经》比上述的“黄檗版”《大藏经》还早了30多年。此外，还根据中国和朝鲜的底本排印了中国的史学、文学以及诸子百家、各种医书、小说等。同时还出版了日文文学名著《伊势物语》，该书使用连笔字体，并附有精美插图，是1606年以色纸印刷出版的。日本用铜活字印的书籍不多，有1616年印的唐代魏征等人著的可供统治者借鉴的政术汇编《群书治要》和1621年印的《皇宋类苑》，这些书在中国早已失传，而日本却有印本。日本出版的书也有不少流传到中国，使中国久已不传的书得以保存下来。由此可见，中国印刷术传入日本，不仅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也增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印刷术也传入了越南。

　　越南和我国毗邻，两国在文化上早有交流。大约在3世纪时，我国的造纸术就可能传入了越南北方，那时越南就曾向中国进贡过自产的纸。我国唐朝时期，好些中国文学家到过越南；越南人姜公辅在唐朝中了进士，并担任要职。11世纪时，中国的书籍传入了越南，当时的北宋政府曾应越南的请求，先后赠送给他们三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经》，越南的使节也常在北宋的京城汴京购买书籍，或者用土产、香料换回书籍。大量中国书籍流传到越南，对越南自己刻版印刷无疑是起了启迪作用。

　　到了13世纪50年代，越南政府用木版印成了“户口帖子”，这是见于越南史书记载的最早的印刷品。但是越南政府正式出版书籍，则是1435年的事(一说1427年)，当年第一次刻印了儒家经典《四书大全》，此后1467年，又刻成了“五经”印版。由于官刻书籍愈来愈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文庙(孔子庙)专门造库储存。越南官刻书也仿照我国有国子监本、集贤院本、内阁本等。与此同时，民间坊刻也多起来了，他们也仿照中国书坊的名称，起名为文会堂、锦文堂、广盛堂、聚文堂、乐善堂等，河内就是书坊的集中地。他们用汉文和越南文刻印了佛经、经、史、诗文集、儿童读本、家谱、传记、小说等，《三国演义》尤其盛行。

　　越南古代没有文字，中国的汉字、汉语传入越南后，越南利用汉字为素材，创造了越南文字“喃字”，这种文字在李朝(公元1010—1225年)已经出现，13世纪已普遍通行了。因此早期的越南印本，不仅有汉文版，也有喃字版和汉字、喃字对照版，其中汉文版书籍最多。

　　到了18世纪初，越南也有了木活字印本，现知较早的印本，是1712年出版的《传奇漫录》。后来越南政府又从中国买去了一副木活字，印刷了“钦定”、“御制”一类政典、诗文集等。可见越南的活字印刷术也是由中国传去的。

　　越南也有铅活字印本。19世纪80年代，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帝国主义为了强化殖民统治，割断越南历史，断绝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就大力提倡“国语”，即现在的拉丁化越南文，并用所谓国语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如《封神演义》、《水浒》、《三国演义》、《隋唐传》等好几百种，这些书多是在西贡铅印出版的。

　　越南的版画也受中国影响很深。他们彩印的年画，从题材到印刷方法都和中国的年画相似，有的可以说是中国年画的翻版。如《老鼠娶亲图》，画面刻画出由一群老鼠扮演了送礼的、抬轿的、吹号的和骑马的新郎官，场面热闹，妙趣无穷，滑稽可笑。还有一幅彩印年画《关公骑马图》，上面画着关羽骑在马上，一手握着马缰绳，一手提青龙偃月刀，目视前方，按辔徐行，简直和中国年画一样。由此可见越南印刷受中国影响之深。

　　大约在16世纪，中国印刷术也先后传入到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县)和菲律宾。

　　琉球在明清时期，和中国交往密切。公元14世纪末，琉球国王曾派遣留学生到明朝都城南京去学习；明太祖也下令把36家船民和工匠移居琉球。中国不少书籍就是通过留学生和往来的商人带到琉球的。大约与此同时，琉球也有了纸张，并会使用中国文字。到了16世纪初期，琉球国王就刻印了中国的“四书”、“五经”、《小学》和文学等书籍，有些印本上还刻印了孔孟像，加刻了圈点，加注了日文假名的读音。还出版了本国学者的一些著作。清朝派往琉球的使节，还带去了中国的雕版工匠，可见琉球的印刷术也是由中国传去的。

　　我国福建、广东一带人民，唐宋以来就到南洋(即东南亚一带)一带谋生，到了明代去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其中包括印刷术和大量书籍。到菲律宾的中国印刷工人，甚至直接开创了那里的印刷事业。据文献记载，1593年，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总督分别利用汉文和菲律宾土语太格罗文刊印了基督教典籍的译本，汉文版书名译作《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现仅存一本，保存在西班牙马德里国立图书馆中。两种木版印本都是出于当地中国印工之手，1604年出版的两部金属活字印本，也是由华裔印工印成的，此人改名胡安·德·贝拉。他在刻制字模和打纸型方面的技艺是很高的，被认为是活字版印刷的半个发明者。他的兄弟也从事印刷书籍。中国印工垄断了当地印刷达15年之久，此后才有菲律宾当地人从事印刷工作，可见菲律宾的印刷事业也是由中国工人开创的。

　　此外，中国印刷术也传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洋其他地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印刷术，大都由移居在那里的华侨创始的。由此可见，华侨不仅积极参加了居住国的经济建设，也为南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至于地处西亚的伊朗，接受中国印刷术要比南洋各国早一些，传入的渠道是经过我国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公元9世纪，我国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hu胡]人居住在这一地区，这里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是印刷术西传道路上首先必经的孔道。20世纪初，由德国、日本和中国组成的考察队，在吐鲁番的古代寺院遗址中，发现了17种文字所写的文件，还有六种文字的雕版印刷品，其中以汉文、维吾尔文、梵文为最多。1907年，还在敦煌发现了大约在1300年回鹘人创制的维吾尔文的木活字。经过对这些印刷遗物的分析表明，在十三四世纪的时候，吐鲁番曾是各种文化的荟萃之地，这一地区的印刷业曾经相当发达。由于书籍的流传，我国的印刷术也就传入了伊朗。伊朗在我国史书上称安息或波斯。据记载1294年统治波斯的蒙古伊儿汗国，在都城大不里士发行了一种纸币，上面印有汉文和阿拉伯文，并且借用了中国的“钞”字来表示钱，随后还把这个词纳入波斯语汇，这显然是宗法中国的印刷术，因此，可以说这是波斯第一次用中国雕版印刷术仿照元朝的宝钞印制的。虽然波斯的这次币制改革，由于人民的抵制不久以失败告终，但当时却轰动了国际社会，扩大了中国印刷术的影响。1310年，波斯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拉施德丁(Ra-shidal-Din)在其名著《世界史》一书中，把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包括誊写、校对、镌刻、印刷和发行都一一详细地记载下来。几年后，拉施德丁关于中国印刷术的记载，又被一位阿拉伯学者全文引入自己的著作中。这些都证明了中国印刷术不仅传入了伊朗，而且也影响了阿拉伯国家。同时波斯的纸币和拉施德丁的著作，都曾流传到欧洲，这对欧洲人认识印刷术的意义、方法和作用是有帮助的。

　　波斯也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大不里士又是一座国际性都市，那里聚集着中国人、蒙古人、欧洲人和中亚、西亚许多国家的人，中国的印刷术很可能通过波斯传入了欧洲和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