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医学四大家

  宋代我国医学发展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古医籍经大规模的规范的整理,新的医书也大量问世。至金、元时代,随社会需要,医学门派逐渐形成,涌现出一些卓有成就的著名医家,其代表人物就是后世所谓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

  刘完素(约公元1120—1200年),字守真,号通玄处士,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人称刘河间。刘完素幼年家境贫寒,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后其母因病失治而死,便立志学医。当时天灾兵祸不断发生,疫病流行,疫病中为害最甚的是当时所谓的“时疫疙瘩”、“大头天行”等,因古书未见载述,故当时称其为“新病”。据其临床病状,很可能就是现代所称的鼠疫病。刘完素目睹疫病猖獗,深知百姓疾苦,从医之心更坚。他一生云游四方,济世扶弱,因医术高超而深受百姓爱戴,世人称之“神医”。他的著述雅俗可读,所以有人称赞他的书:“农夫、工贩、缁衣、黄冠、儒宗,人人家置一本可也。”刘完素颇有民族气节,当时是辽金入主中原,因他医名倾于朝野,金章宗曾对他三次诏任,他皆不俯就。章宗无奈只好御赐“高尚先生”作罢。刘完素学习刻苦,25岁时见到《黄帝内经》,便手不释卷,朝夕揣摩,研读了35年。读《伤寒论》也是口诵心惟,废寝忘食。他学习经典,并非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密切联系医疗实践进行探索。他说:“若专执旧本,以为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改易者,信则信矣,终未免于一隅。”正因为他有这种师古不泥于古,尊经而不死于经下的治学态度,所以他对经文的内容常有独特的见解,而这些新见解也正是他在临床治疗中创新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火热是多种复杂病证的主要病机,因而治病善用寒凉药剂。比如对于外感病,如发热、恶寒、头痛、身痛等,《伤寒论》认为寒邪束表而用辛温解表法,而他则认为是热邪在表而主张辛凉解表,开发郁结。这就打破了以往解表必用温药的成规。而对于表邪未解,里热已盛的阶段,他又创造表里双解之法,发汗、通下兼顾,也突破了以往“下不厌迟”的某些禁忌。他还认为气候环境古今不同,世态民居有所变化,故古今治病之法也必须有相应的变化。由于他勇于倡导新说,成为推动金元学术争鸣的第一人。其后攻邪派、滋阴派,以至明清的温病学派均承其余荫,其贡献由此可知。他的著作有10多种,有代表性的为《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伤寒直格》等。人们称他所创的学派为“河间学派”,因其学术特点,又称为“寒凉派”或“主火派”。

  他去世后,人们为他立碑筑庙,有些“守真庙”遗迹一直留存至今。《河间府志》甚至将他与扁鹊并论。

  张从正(公元1156—1228年),字子和,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考城是古戴国,故自号戴人。他性格豪爽,喜欢与劳动群众接近,由于治病疗效显著,誉满医林,所以在兴定年间(公元1217—1222年),曾被朝廷诏补为太医。但他以“迎送长吏马前唱诺(作揖)”为羞,故不久即辞职归于故里。以后就与麻九畴、常用晦等人讨论医学,并著《儒门事亲》,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唐宋以来,医界嗜补成风,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实际上也贻误了不少病人。张从正目睹时弊,指出前代方书过分应用补药的错误,认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他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而又有发挥。强调不管病邪从何而来,都不是人体素有的,一经致病,必须攻治。若用补法治疗,有如“鲧湮洪水”,实际是把病邪包围起来了,一旦溃决,祸不旋踵。张从正最善汗、下、吐三法治病,曾有“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之论。但他的攻邪三法并不局限于发汗、泻下、涌吐,他说:“如引涎漉涎、嚏气、追泪,上下行者皆吐法也;炙、蒸、薰、渫〔xie屑〕、洗、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下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可见他治疗疾病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治疗学的发展上作出了贡献。张从正之所以强调攻邪,是因为攻邪的目的就是为了元气恢复,所谓“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他对用补药的主张是无病不要滥用补药;邪积未尽者,先攻邪后议补;“脉脱下虚,无积无邪”,方可考虑用补药。并进一步强调食补更为重要,认为米粥素净之品还可以助正气以使邪气退尽。人们据他的学术主张,称他所创的学术派别为“攻邪派”。清代名医王士雄称赞他:“恒古以来,善治病者,莫如戴人,不仅以汗、吐、下三法见长也。”

  李杲(公元1180—1251年),字明之。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先秦真定称东垣,李杲世居此地,故晚年自号东垣老人,后世多称他李东垣。他生于金代,卒于元代。李杲虽生在巨富之家,却情性敦厚忠信,生活严谨,故名声甚好。李杲母亲重病,命乡里几个医生调治,但众医温凉寒热,各执一辞,药物用遍,仍然不救而亡。至死竟然连患的什么病症都不清楚。李杲痛悔自己不知医理致母病故,决心学医以补己过。于是备办了大量财物,登门就学于易水张元素老人门下。张元素,字洁古。与刘完素同时代而年龄略小,医名与刘并著于时。张治病很少采用古方,自为家法。重视内伤,强调扶正,曾谓“养正积自除,犹之满座君子,纵有一小人,自无容地而出”。著《医学启源》、《洁古家珍》、《珍珠囊》等,创易水学派,其弟子李杲的“补土派”,及明代温补学派实际均是对易水学派的发展。故后人赞刘完素、张元素:“刘、张既出,则轩歧之法截然而归正。”李杲随张元素学医数年,尽得其传而归。其后瘟疫流行,有一种俗称“大头天行”的传染病,死人最多。李杲循经探源,制定一方,经治多人果然疗效甚著,于是便将处方刻印张贴或散发到各地,人们使用后都很有效。当时人以为必仙人所传,遂刻碑永存,这就是今天仍在临床应用的名方“普济消毒饮”。李杲生活的南宋时代,正值金、元混战,兵祸、天灾、疾病使百姓生活极不安定。饥饿劳碌,动荡的社会环境,成为产生李杲“脾胃内伤学说”的客观条件。他认为人以脾胃为本,脾胃受伤,元气就不能充沛,百病则由此而生。造成脾胃受损的原因,主要是饮食劳伤、劳疫过度、七情所伤。他在治疗疾病时,擅长以补脾胃为基础,分别补上、中、下三焦元气。因此被称为“补土派”的宗师。名医王好古原与他同时师从于张元素,后来又从他学医,说明当时脾胃学说很为当时医家膺服,而后世名医家也都给予他的学说以很高的评价,曾有“外感宗仲景,内伤宗东垣”之说。李杲的传世著作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等,他所创制的一些方剂至今应用仍非常广泛。

  朱震亨(公元1281—1358年),字彦修,元代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因其居处有丹溪流经,故晚年人们尊称他“丹溪翁”,后世遂以朱丹溪称之。朱氏世代为儒,他天资聪慧,六岁即能作诗赋,时人视为“神童”。早年治举子业,30岁时,因母病而众医束手无策,遂有志于医。自学《素问》三年,有所领悟,遂亲自为母调治二年,母病渐愈。因而追忆父亲、伯父、叔父、妻子都是因时医误治而遭不测,心情十分沉重,更坚定了钻研医学的志向。他曾出游寻访名师,历时五年。后闻罗知悌学识渊博,于是诚意登门求教,竟被拒之门外。罗知悌,字子敬,号太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得刘完素弟子荆山浮屠之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然恃能厌事,性情褊〔bian扁〕狭,很难相处。但朱诚意仍笃,竟站立门外三月之久,遭叱骂五七次,雷雨交加也并不动摇。罗深受感动,又知他已有医名,迎入后见他的确气度谈吐不凡,才收为门下。罗知悌将刘、张、李三家之说传授震亨,以《内经》的理论作为评断是非的准则,给朱震亨分析诸家学术要旨。朱震亨尽得其学而归,后经多年刻苦探究,勤奋地实践,创“相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治病重视滋阴降火,卓然自成一家,被人们视为“滋阴派”的开山。朱震亨曾师从元代著名理学家许谦,专攻朱子(宋大儒朱熹)之学,因此理学素养是很深的。理学是一个哲学流派,“阐释义理而兼谈性命”。朱震亨是将理学与医学理论结合的第一人,这些从他的医学著作中有所反映。后来理学对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明、清时期此风最为显盛。他的养阴学说认为人的阴精即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难于形成,又因为情欲无涯,而使人体常呈现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状况。阴不制阳,使相火易于妄动,更损耗阴精,所以主张在生活中要节欲,在治疗上重视滋阴降火。这一学说问世后,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至今日本尚有丹溪学社,可见朱震亨的学说600多年来对日本汉医的影响也是很深的。他的著作很多,署名朱震亨者有30多种,其中包括门人整理成书的,也有个别的是后世托名之作。他的著作中以《格致余论》和《局方发挥》影响最大。朱震亨弟子很多,最有成就者当推王履(字安道),著有《医经溯洄集》等,戴思恭(字元礼),著有《证治要诀》、《推求师意》等,二人均以医术擢用于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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