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各民族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我国医药学宝库增加了丰富的内容。据考《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地区药物，比如陶弘景的注释就明确地指出的来源于西北氐族、羌族地区的药物就有近20种。汉以后历代又不断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药物补充到本草书中，我们从一些药物的名称就可以体味出这一现象的存在。如戎盐、胡荽、番红花、藏香，戎、胡、番等都是古代边远少数民族的称谓。又如诃梨勒、荜澄茄、荜拨、胡椒等原产南海或中亚国家，但最晚在唐、宋时期，广东、广西一带壮、侗、黎、苗等多民族聚居地已有出产。说明有些传入药物由于地域或气候的关系，也是少数民族地区首先使用的。

　　有些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壮族、彝族、傣族等都有一套符合居地特点和本民族生活习惯的防治疾病的方法。有的起源古远，也有的有较为完整的理论指导，所以有很强的生命力。直至今天它们在我国边远地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中，仍在起着一定的作用。

　　民族医学中，影响最大的要算藏族医学。据史书记载，公元前几个世纪，藏族人就已认识到某些动物、植物、矿物可以解除人体的病痛，后来还掌握了酥油止血、青稞酒治外伤等知识。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下嫁吐番(西藏)王松赞干布为妻。文成公主带去了大量的生活、文化物品和随行人员，其中有多种医书、医疗器械及随行医生，这是汉、藏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后来这些医书被译为藏文，取名《门杰钦木》(《医学大全》)，是藏医学的最早文献。松赞干布还聘请内地、印度、阿拉伯医生共同编写了一部综合性医书《敏吉村卡》(《无畏的武器》)，并命令全藏医生传习这两部书，遗憾的是后来这两部书均失传。至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又下嫁松赞干布的五世孙尺带珠丹，再次带去医生及大批医书。汉、藏医生根据这些医书又编纂成《门杰代维加布》(《月王药诊》)，成为藏族医学中现存最早的文献。其中有关于雪盲、天花、炭疽、心脏震颤、心脏位置不正等病的论述，在理论上明显地吸收了中医阴阳、五行等学说的思想，诊脉方法与中医也大体相同。书中还介绍了导尿、灌肠、放腹水、针拨白内障、夹板固定复位治疗骨折等技术。所载药物达300多种，除与内地本草相同的以外，也有西藏高原的特产。

　　公元8世纪，巨型藏医著作《居悉》(《四部医典》，又译作《医方四续》)问世。是由宇妥·元丹贡布主持编写的，因此他被藏族人尊为“医王”、“医圣”。他曾到五台山、藏南、日喀则、康定，以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一边行医，一边吸收各方来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方法。以他为首的藏族医学家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于公元753年完成了《居悉》这部不朽医著。《居悉》是用诗歌体裁，以药王答疑的形式写成的。全书分四部分，156章，79幅彩图。这是古代藏族医学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总结。书中反映了藏医与中医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吸收了一些印度医学的内容。

　　藏医学用“龙”、“赤巴”、“培根”三大要素来解释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龙”相当于汉语“气”，它的功能是主呼吸、肢体活动、血液循环、五官感觉、食物分解、大小便排泄。“赤巴”相当于“火”，使人体产生热能，并维持体温，增强胃的消化力，使人知饥渴，长气色。“培根”相当于“土”和“水”，功能是增加胃液、磨碎食物，主管味觉，输送体液和营养，滋润皮肤，调节胖瘦，调节睡眠。龙、赤巴、培根三者之间互相协调，统一活动。人体除三大要素，还有七种物质和三种排泄物，七种物质为血、肉、脂肪、骨、骨髓、精、饮食精微；三种排泄物为粪、尿、汗液。人体在正常情况下，三大要素、七种物质和三种排泄物之间保持着相对平衡状态。藏医治疗主要有饮食、起居、药物、外治四种方法。前两种方法用于轻病，药物也如中药一样，用动物、植物、矿物药，有单方，也有复方，复方有时多达数十味。外治法有药水擦耳、按摩、拔罐、针灸、外敷、药物熏洗、穿刺、放血等。

　　藏医有一部最重要的药物著作《协称》(《晶珠本草》)。是由帝马·丹增彭措在1840年编成，收载药物1400多种，性、味、功能详备，反映了近代藏医本草学的成就。

　　藏医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约在16世纪时，《四部医典》被译成蒙古文字。现国外有俄、英、德、日等国文字的摘译或节译本。至今国内在青海、内蒙、甘肃、云南、四川等部分地区，藏族医学仍在医疗卫生保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我国各民族杂居的情况很多，所以各民族医学之间也是相互渗透的，蒙族医学同样受中医、藏医的影响很深。元朝时，由于蒙古族统治者感到本民族文化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的大帝国的政治不相适应，故而很重视吸收外族文化。在医药方面，对汉族医药学和养生之道以及阿拉伯医药比较重视，他们请阿拉伯名医为御医，掌管上都医药院，在大都设立“回回药物院”，翻译阿拉伯医学著作《回回药方》等。元朝饮膳太医忽思慧编写的《饮膳正要》是一部很有价值的食疗著作，其内容明显地受汉族饮食文化和中医药的影响。就是饮膳太医一职也是来自《周礼》的“食医”。蒙古族以游牧为业，善骑射，在骨伤病方面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蒙古秘史》等文献中载有用烧红的铁烙治流血的伤口；用蒸气热罨〔yan掩〕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牲畜热血浸泡的方法治疗箭伤等等。《元史》载，有一次名将布智儿身中数箭，成吉思汗命人把箭拔出来，当时，布智儿的伤口血流如注，人也昏过去了，成吉思汗又命人把一头活牛的腹剖开，把布智儿放到牛腹中，浸泡在热血里，过了一会儿布智儿就苏醒过来了。元代的《永类钤方》和《世医得效方》对骨伤骨科都有重要的贡献，《永类钤方》最后一卷为“风损折伤”，《世医得效方》对整骨、金镞伤治法设有专篇论述，二书都载有很丰富的骨伤科经验。如关节脱臼的复位和骨折的整复与今天所用方法大体相同。对夹板固定治疗骨折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特别是悬吊复位(即今之牵引复位)是世界伤科史上一项创举。总之，在蒙古族驰骋中原的朝代，骨伤科的成就非常突出，在麻醉、缝合、器械等方面，都位居世界之首，不是偶然的。因此不能忽视蒙古族医治骨伤疾病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与中医骨伤科的互相充实。

　　历史上蒙、藏两族关系融洽，藏族的红教和黄教先后曾得到蒙族人民的崇拜，并在蒙族地区陆续建立了很多寺庙。宗教活动中医药学传播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藏医学因此能传入蒙古，对蒙古族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蒙族医学的基础理论与藏医大同小异，藏族医学所说的“三大要素”、“七种物质”，在蒙古医学中则称之为“三元”、“七恒”。蒙族的医药学著作有《蒙药本草从新》、《普济杂方》、《蒙药正典》、《珊瑚验方》等。清代时满族将领对军中蒙古族医生的骨伤病治疗非常欣赏，甚至明确规定把“上三旗士卒之明骨法者”选拔出来，专为军中官吏服务，称他们为“蒙古医士”。《清史稿》中的有关资料反映出蒙古族的骨伤病的治疗技术，在清代各族医生中是出类拔萃的。

　　19世纪中叶，朝鲜北方连年受灾，大批灾民进入延边，得到清朝政府的认可而定居下来，成为我国的朝鲜民族。与此同时，朝鲜的东医学也传入当地，并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发展，形成了以下几个学派：经典学派，以我国中医药学理论为主；活套派，注重临床实践的民间民族医生；东西医学融汇派，主张“西诊东治”；四象医学派，该学派对朝鲜族医药界影响最大。四象医学是朝鲜东医学家李济马根据《灵枢·通天篇》“五态人”提出来的，其学术观点主要反映在他所著的《东医寿世保元》中。

　　少数民族医药学也是我国医药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各少数民族所处的地域，以及历史、文化、生活习惯不同，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民族医药学，对中华民族、特别是对本民族的人民卫生健康事业都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