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

  王士性(公元1547—1598年),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自幼家境贫寒却学习刻苦,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登进士第,曾任礼科给事中、吏科右给事中、四川参议、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等职。王士性非常喜爱游历,他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机会,游历过全国许多地方。如浙江的金华、杭州、天目、雁荡、四明、普陀、会稽;河南的确山、嵩山、开封、南阳;陕西的华山、宝鸡;四川的广元、成都、重庆;湖北的太和山(今武当山)、秭归、夷陵;湖南的衡山;江西的庐山;江苏的南京、苏州;安徽的休宁、九江;北京的西山;山东的曲阜、泰山;广西的桂林;广东的肇庆七星岩;云南的昆明、大理、宾川;山西的恒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据考证,王士性曾到达过现在浙江、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北京、陕西、四川、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河北、云南、贵州等17个省、市、自治区,即除了福建外,明代的二都十二布政使司(即行省)他都到达过。

  王士性不仅广览大好河山,而且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游记与纪游诗,结集为《五岳游草》10卷、《广游志》二卷。晚年又对他游历考察的事物进行概括和理论总结,写出了《广志绎》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包含了他丰富的地理学思想。主要有:

  (1)对人地关系理论的杰出贡献

  人地关系是指人们关于人类及其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利用地理的基本思想,很早就被人们所注意。在我国,早在先秦著作《礼记·王制篇》中,就提出了“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的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则表现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唐代刘禹锡还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人地相关思想。到明代晚期,王士性对人地关系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更深刻地阐述了人地关系的理论。

  在对浙江地区进行区域调查与研究以后,王士性指出:“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种,猛烈鸷〔zhi至〕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奢俭之半。”(《广志绎》卷四)在这里,王士性认为,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泽国、山谷、海滨)中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以及不同的庶民与缙绅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在王士性的人地关系思想中,实际已蕴含了地理环境对文化影响的两种机制。即:一种是地理一经济一文化的间接影响机制;一种是地理一文化的直接影响机制。王士性在大约400年前就注意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此外,王士性还从理论上总结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态度,他说:“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尤不可好于有为。”是说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利用既不可无所作为,又不可盲目而为,而应遵循自然法则。这一思想已十分接近20世纪人地关系论中的适应论和生态论。

  同时,王士性还注意到文化中心与地理环境变化的辩证关系。他在《广游志》中说:“自昔以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唉。”他在分析了中国文化中心变化过程后,又说:“今日东南之独盛也,然东南他日盛而久,其么势有不转而云贵、百粤?”王士性为明代人,他不但注意到此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从北而南的转移,而且还推测有继续转移到岭南和西南的可能。这是相当高明的见识。

  (2)区域论思想

  区域观念出现很早,在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生活中就有区域观念出现,他们已注意到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的不同,到了汉代司马迁等人的中国区域认识与划分已相当准确。到了明代,我国的区域观念与区域实践都有了很大发展,王士性关于明代政区划分的分析,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明代政区分为二都十三布政司,即南京和北京二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三布政司。王士性在分析各政区与自然地理的关系后,认为明代的政区基本与自然区相重合是非常合理的。如称山西(晋中):“太行数千里亘其东,洪河抱其西,沙漠限其北,自然一省会也。”(《广游志》卷上)同时,王士性也注意到非地理因素在明代政区划分中的作用,如他认为“独中原片土莽荡,数千里无山,不得不强画野以经界之”,就讲了人为因素对行政区划的影响。同时,他还认识到,明代的省级行政区划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湖广省就是如此,他在《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说到:

  湖广在春秋战国间,称六千里大楚,跨淮、汝而北之,将及河。本朝分省,楚亦惟大。其辖至十五郡,如郧〔yun匀〕之房、竹山,荆之归、巴东,与施、永、偏桥、清浪等卫所,动数千里,入省逾月,文移之往复,夷情之缓急,皆所不便。而辰、永督学,屡合屡分;郧、沅开府,或罢或兴,黎平生儒,此考彼试种种非一。况贵竹、粤西两省杂以傜僮夷苗,主以卫所,间以土酋。咸不成省。

  在分析了湖广省因地广人杂等引起的种种不便以后,王士性接着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认为应将辰州、沅州、靖州分属贵州,永州、宝庆、彬州分属粤西。到清代便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了,至今变化不大。

  王士性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还将浙江分为浙东、浙西两大文化区域和宁绍、金衢、台温处三个文化亚区。其划分基本符合浙江地区的历史事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此外,王士性的区域观念,还表现在他的地理著作都是分区域来写的。在他的代表作《广志绎》中,除卷一《方舆崖略》讲全国情况外,其余各卷记述分区情况。即,卷二《两都》地区、卷三《江北诸省》地区、卷四《江南诸省》地区、卷五《西南诸省》地区。在他的另一部地理著作《五岳游草》中,也是除卷一《岳游上》、卷八《岳游下》外,其它各卷均按地区记载,分为《大河南北诸游》、《吴游》、《越游》、《蜀游》、《楚游》、《滇粤游》。

  (3)中国山脉体系的“三大龙”观念

  中国古代很早就将蜿蜒的山脉形容为想象中的龙体,所以,自《禹贡》关于中国山系的“四列”观点后,便有了许多不同的山系“龙脉”思想。如唐代开元年问僧一行提出的山河两戒说(即两大山系)、唐末五代杨益《撼龙经》中的山系四派说、宋代朱熹的三大龙说等。到了明代末年,王士性经广泛的游历和博览群书,在批判和继承中国古代的山脉体系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详细合理的中国山系三大龙说,使中国古代山系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据《广游志》卷上载,王士性的中国“三大龙”观念是:

  昆仑据地之中,四傍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国者,一东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环虏庭阴山、贺兰,入山西,起太行数千里,出为毉〔yi医〕巫闾,渡辽海而止为北龙。中支循西蕃,入趋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趋关中,脉系大散关,左渭右汉。中出为终南、太华,下泰山,起嵩山,右转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泰山入海,为中龙。右支出吐蕃之西,下丽江,趋云南,绕霑[zhān沾]益、贵竹、关岭而东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冈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阳山,过九嶷、衡山,出湘江,东趋匡庐止;又分其一过庾岭,度草坪去黄山、天目、三吴止。过庾岭者,又分仙霞关至闽止。分衢为大拌山,右下括苍,左去为天台、四明渡海止。总为南龙也。

  杨文衡先生曾将王士性的“三大龙”观点列成简表如下,可以清楚地表明各山系的渊源关系。

  在现代科学中,山系是沿一定方向延伸的,是在成因上相联系而有规律分布的若干相邻山脉的总称。王士性的山系划分虽然与现代科学的山系概念有较大差距,但是,他提出“以水为断”的划分原则,划分的山系除东南丘陵地区有较大误差外,其它地区都基本符合中国实际,这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时间都是中国古代山脉学的代表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王士性三大龙说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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