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金尧
在社会史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必然会思考“什么是社会史”这样的问题。

目前关于社会史的种种定义,都是对某个方面或某个角度的社会史研究的总结,不同程度和不同层次上具有社会史研究的性质,因而都具有社会史的资格。比如把“社会史”看成是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一样的专门史,这是强调了历史中狭义的“社会”方面,重在研究的对象上阐明社会史是什么的问题;认为社会史是总体史,是“社会的历史”的观点,不仅把整个社会都当成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两个定义之间的联系和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严格地说来,“社会史”与“社会的历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总体史意义上的社会史是由法国的年鉴学派提出的,追求总体史是历史学的革命,它使历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但是,不能把年鉴派提倡的“总体史”、“整体史”与社会史划等号。年鉴学派是法国的新史学的代表,但在其他欧美国家也都出现新史学的潮流,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虽然年鉴学派是新史学研究队伍中影响最大的一支,但它到底不能取代别的国家的新史学。

社会史、社会的历史、总体史这些概念之间有联系,甚至有重合之处,但它们是不同的概念。认识到这一点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用不同的概念来说同一个问题。指出“社会史”与“社会的历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给社会史下定义。历史的经验表明,很难给社会史下一个标准的定义,因为社会史是开放的。

社会史的开放性表现在：

一、社会史一直处在发展之中,没有形成固定的形态。上述的从旧式的社会史到新社会史的演变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新社会史在战后异军突起,但并没有在史学中形成霸权,它在20世纪60～70年代度过了繁荣、兴旺时期后,即向更新的阶段迈进。80～9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出现了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这种转变在相当程度上表示了社会史的发展而不是社会史的终结。社会史的历史表明,社会史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这就使得人们很难对社会史做一个严格的界定。社会史在不断发展,这一事实根源于：迄今在止的社会史还不成熟和不完善,早期的社会史流于琐碎、狭隘,新社会史虽然克服了这些问题,但存在着对人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不够重视的问题,向文化史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60~70年代的社会史在这方面的缺限。

二、社会史研究的多样化。在社会史普遍兴旺的大背景下,每个欧美国家的社会史研究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在法国,年鉴派继续高举新史学的旗帜,追求总体史的目标。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史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来源。美国的社会史反映这个国家的特色,种族史、妇女史、性别史、城市史等是美国社会史的主要研究内容,对它们的研究是与美国社会自身的特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它的“新”政治史也因为关注选举和种族冲突的历史,而使从事新政治史的学者赢得了社会史学家的声望。德国(指联邦德国)是传统史学的堡垒,它的现代史又有特殊的经历,这些因素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历史研究方向。当德国的社会史崛起时,它打出的旗号叫“历史社会科学”,它在当时注重的是历史社会的结构和进程的研究。所以,同样都是社会史,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史也都不是一张面孔。

三、从社会史中产生的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已经发展为一些专门的领域,比如妇女史、城市史。它们业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分支,有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式,并与其他学科交叉。它们在初期属于典型的社会史研究对象,但发展起来后,它们已越出了社会史的通常范围,如妇女史向性别史的转变,并与政治史结合在一起。

四、由于学科交叉,社会史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互相渗透,产生了一些边界模糊的领域。学科交叉的结果,发展出了社会史很多的新领域,以致不同学科相邻地带的研究很难分清应当归属于哪个学科,比如经济史和社会史常常难以分离,以致人们习惯于称“经济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历史学、历史人口学与人口历史学也是这样,人们有时不得不花一定的篇幅专门阐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我们正处在一个界限模糊、学术前沿开放的时代,一个时而令人激动、时而令人困惑的时代。伯克的话就是社会史现状的写照。

五、社会史与政治史的结合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社会史的兴起虽是因为对传统史学的不满,但它并不反对政治史本身。法国的年鉴学派主张总体史,理论上应有政治史的位置;布罗代尔的“三个时段”理论,也应包括了事件史。但在实际的研究中,人们仍轻视政治史,使新史学与政治史对立起来。现在,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政治史正在受到重视,如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政治事件,把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既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事件的认识,也符合对总体史的追求。

因为社会史是开放的,所以,给社会史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试图下社会史定义这个行为本身没有意义,而是说,任何一个社会史的定义都不必被看成绝对的和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