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划分为相互衔接的高等、中等和初等三个阶段，是近代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虽有大学、小学之分，但在学业上并无必然的系统衔接。中国自办的新教育是从创办专业技术学校开始的，可想而知，没有普通教育作基干，就不可能有新的教育体系，即便是专业技术教育，也无法保证有正常的发展，因此，普通大、中、小学的创办是势在必然的。率先实施者是洋务派官僚、企业家盛宣怀，他建立的天津西学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是中国最早的分阶段的新型普通学校。而作为戊戌变法最重要成果的京师大学堂，则是附属有中小学在内的全国最高学府。

㈠ 天津西学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

1895年，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奏请设立天津西学学堂，又称中西学堂，聘请美国副领事丁家立（Charles D.Tenney）为总教习。学堂分头等、二等两级，学制各四年。每年级为一个班，各30名学生。等量编班意味着只要学业合格，就可以正常升级，这与封建官学便于逐级选拔的递减式分斋舍全然不同，已具有近代班级授课制的雏形。二等学堂相当于小学，招收13－15岁读过《四书》并通一二门儒经的少年入学，以学英语、数学为主，三、四年级兼学各国史鉴、地舆和格物（自然），同时讲读经史之学、《圣谕广训》及作策论。头等学堂相当于专科学校，分为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和律例学五科，仍有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方面的公共课。学生毕业后，或从事洋务，或出洋留学。1902年改建成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前身）。

1897年，盛宣怀在调任两江海关道后，又在上海筹办起南洋公学。先是设师范院一所，聘任梅溪书院主讲张焕纶为总教习，考选成才之士40人，兼习中西学术，这是中国有师范教育的开始。师范院附设小学一所，称为外院，招收10岁上下至18岁的少年 120名，让师范生分班教之。此后又办起二等学堂和头等学堂，分别称为南洋公学中院和上院，教习也出自师范院。南洋公学是中国最早包含大、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教育机构。外院生学满三年可经挑选升入中院，中、上院学制各四年。民国时改建为上海交通大学。

天津西学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的经费是盛宣怀负责筹集的，以招商局和电报局的捐款为主，虽然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但毕竟不占用国家教育经费，也不属于国家教育系统，性质介乎于官学和私学之间，所以盛宣怀称为“公学”。它为国家普遍设立新型大、中、小学提供了办学经验和范例。
㈡ 京师大学堂

除京师同文馆外，早期的新式学堂几乎都是在外省建立。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人心，要求在京城建立最高学府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1896年刑部侍郎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要求在天下普建学校，而在京师建大学。1898年百日维新时，京师大学堂正式建立，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成果之一。由梁启超参照日本学规起草学堂章程，规定除大学外，兼有中学堂、小学堂，分别班次，循级而升。同时副设师范斋（实建于1902年）。课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普通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以上为传统学科）、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和文学、体操学（即体育──以上为近代学科）十门，专门学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含测绘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含医学）十门，还有语言文字学五门：英、法、俄、德、日。普通学结业后，每个学生各学一到二门专门学。首任京师大学堂由学务大臣孙家鼐领导，吏部侍郎许景澄为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文总教习，1898年 8月11日正式开学。

京师大学堂是清政府主办的第一所新式普通学校，它以高等教育为龙头，副设中小学。建学目的就是要作为全国学堂的表率，最初还兼有统辖各省学堂的职责，是最高学府与教育管理机关合一的机构，为在全国确立近代新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戊戌变法被扼杀后，唯一得以保存的是京师大学堂，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被迫停办，1902年初恢复，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掌管，建立了师范馆，这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后又建立了医学、法政学堂等专门学院，遂真正成为综合大学。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㈢ 专业教育的扩展

早期洋务派办的专业技术学校局限于外语和军事领域，19世纪90年代后期，专业教育的范围开始向一般工农业领域扩展。著名的有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筹款创设的杭州养蚕学堂，聘请日本蚕师轰木长及前岛次郎等为教习，学制三年，第一届学成者18人，多在当地推广新式养蚕法。又有1898年张之洞创设的湖北农务、工艺学堂，农学聘用美国教习，研求种植畜牧；工艺则聘用日本教习，教授理化学和机器学。百日维新期间，朝廷下令各地设立农务学堂，产丝茶地设立蚕桑学堂、茶务学堂，还决定兴办医学堂、铁路学堂、矿务学堂等。专业教育呈现出全面开展的趋势，于是总括为实业教育（因袭日本的称谓），开始自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