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史上那些令人怀念的好传统

作者:谢泳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上世纪20年代初的事情,但它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能有此成功呢?关键是大学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须知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住世界的潮流。也许是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中国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也许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得非常好,是一个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胸怀的制度。

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决不能由官员兼任。
总起来说:1977年之前的10年,中国大体上没有大学。1966年前的17年,中国大学的主要历史也很难说成功,主要原因是大学的理念发生了变化,过多的政治活动使中国的大学校园很少有平静的时候,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的科学和学术水平。

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主要还发生在制度层面,而制度的变革又不由大学制度本身来决定,所以要办好中国的大学,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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