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在教育及教学管理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在南宋先后三次由官府增置学田。第一次在淳熙七年(1180年)，始置学田870亩；第二次在淳熙十年(1183年)，置办700亩；第三次在嘉定十四年(1221年)，置办学田300亩。书院总共拥有学田1870亩。岳麓书院在绍熙五年(1194年)，官府一次就拨给学田50顷，书院学生日给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

像浙东一代的富庶地区，则常有巨商赞助书院。东阳(今浙江金华)郭氏累代出资创办书院，家拨良田数百亩用于养士，其子孙后代先后设立了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和南湖书院。浙东的杜州六先生书院，也是私人出资办学，设有先圣碑亭、礼殿、讲堂、生员六宅、慈湖祠、书库、门廊、庖湢，书院内部设施十分完善，办学条件也很优越。

第二，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宋代书院的最高首脑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北宋的书院除了山长之外，其他教学管理辅助人员的设置很少。南宋书院，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书院内部设施的日益增多，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设置也相应增加。以金陵的明道书院为例，除设山长一员总负教养之责外，斋舍六堂各设堂长一员，分司其职。此外还有讲书、堂录、堂宾、直学、讲宾、司计、掌书、掌祠、医谕和职事生员协助管理。教职人员的名目达十余种之多。

书院教职人员人数的扩大和分工管理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书院教育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是书院教学管理形式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一个方面。
第三、书院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例如朱熹的学生黄干在白鹿洞书院讲《易经》乾坤二卦，山南山北的人士都来听讲。白鹿洞书院后来还拨出一笔专款，用来接待四方来求学的人，并有专人负责招待。

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例如在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的时候，就曾经邀请朱熹到书院讲学月余。讲学甚至包括不同学派的学者。南宋鹅湖书院 就曾同时邀请朱熹和陆九渊来讲学，二人观点对立，辩论相当激烈。朱熹在观点上坚持己见，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他很欣赏陆九渊的《论语》研究，又将陆九渊请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论语》，还将他的讲义刊刻在石碑上，供书院长久学习。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也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化了教学。

讲会是书院的重大教学研究活动，讲会不仅有本院教师讲学，也聘请社会名流或其他书院的学者到本院参讲。各地书院甚至建立了互通声讯的联络制度，事先商定日期，明确讲会主题，届时各地学者不远千里赴会，并有隆重的仪式。讲会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第四、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朱熹就大量涉及读书方法的指导，以他的读书法六条为代表。元代程端礼曾任江东书院山长，他撰有《读书分年日程》，从幼儿到成年，次序分明，是古代一个详尽的自学大纲。书院教学还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朱熹说：“读书需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书院也有学规，但这种学规更侧重引导激励，以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规范了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就是要贯彻“明人伦”的纲常礼教。

二是“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指明了书院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过程。

三是“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道德修养的基本要点。

四是“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行为处世的基本原则。

五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与人交往的基本准则。

综上所述，书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既不同于正规的官学，也不同于纯粹的私学。同官学相比，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多样，而少有衙门气。课程设置也有较大的自主性，而较少受科举支配。某一学派的著述、思想及相关的知识在书院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往往为某一学派思想的研究中心。书院向一切求学者开放，并不限定入学条件。书院山长、教师一般也不纳入官员系列。书院的管理侧重于启发学生的上进心和自觉性，少有禁戒惩治的规章。同一般师徒授受的私学相比，书院规模大，有教学组织机构，通常都拥有自己的学田、院产、藏书、供祀、教学设施，条件比一般私学优越正规。

书院的产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类型，起到了弥补官学不足的作用。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式，学术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书院在办学和管理领域也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措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