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私学的发展概况



伏生授经图



鲁壁

秦王朝垮台后，禁私学的苛政自然失去约束力。济南伏生将私藏在墙壁中的《尚书》发掘出来，进行教学。西汉初年，儒家五经的教学十分活跃，在齐、鲁、燕、赵等地已形成具有声势和影响的各个学派。此外，道、法、刑名、方术都有私学。

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后，教育被提高到“治国之本”的地位，官学有很大发展。但中央官学只有太学，名额有限，选送有一定之规，地方官学未得到普遍发展，无法满足读书人的要求，于是经师宿儒讲学之风大为盛行。东汉时私学更加兴盛，不少大师名儒不愿卷入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或政治上不得志，则避世隐居，收徒讲学。

（二）汉代私学的类型

汉代的私学就其程度而言，有两种类型

1、初级程度的蒙学



《急就篇》残卷

汉代启蒙阶段的教育，除了有条件的人家自行教导子弟外，主要是在私学进行。教师称“塾师”，教学以识字、习字为主。并且有了比较适用的教材。西汉初，塾师将秦代留下的三种识字课本《苍颉》、《爰历》、《博学》合并为《苍颉篇》。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王莽当政时，扬雄作《训纂篇》。现仅存《急就篇》，且被广为流传，童子皆读。《急就篇》为综合性教材，以识字为主，介绍各方面常识。叶韵，七言，四言，三言，包括陈说姓名，介绍丝织、植物、动物、农产品、自然常识、疾病药物、身体器官、乐舞礼器、官职名称、各种杂物品类，指导进一步学习的方向，像一部小百科全书。此后如南北朝梁朝的周兴嗣编的《千字文》。他摹写王羲之书1000个不同的字，编为四言韵语，共250句。此书主要供儿童识字使用，内容包括天文、自然、历史、地理、建筑、社会、文化、伦理道德、人身修养以及语言等各方面知识。唐宋以后，一直沿用。并被译成满蒙文字，曾传到日本。唐朝人编的《开蒙训要》、《太公家教》、《蒙求》等，都是流行广泛的蒙学课本，为宋代蒙学教材的完备，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初级程度的蒙学还有“乡塾”。“乡塾”的教师称“塾师”或“孝经师”，主要教学《孝经》、《论语》。这一阶段的教育，一方面巩固“书馆”的识字成果，另一方面为专经研习作准备，同时让学童学会做人。这一阶段学完后，可到社会谋职，也可入太学或私学专攻一经或多经，这些传统在后来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一直得到延续。

2、高级程度的专经研习

汉代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多属专经研习阶段的私学，这类私学，有的设在经师家里，也有经师带领弟子在外传授的。此类私学的教学水平往往不亚于太学。有的大师名气很大，很多人慕名欲拜为师，但又难于亲往门下直接受教，于是只在大师门下著录其名，是“著录弟子”，其实就是注个册而已，但同样具有弟子的身分。亲身前往教师处受教的则称为“及门弟子”。

因此，汉代经学大师的弟子能多至万人，但同时在教师门下受教的至多不过数百人。这么多的弟子教师仍然难以遍教，于是采取先由教师教给先来的高足弟子，再由高足弟子分头去教其他弟子的方式，可以二传、三传乃至更多，这就叫“次相授受”，或“转相传授”，董仲舒就是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大师，比英国贝尔-兰卡斯特创立的导生制要早近两千年。次相授受使一个教师可以通过逐次相传的方式教授众多弟子，大大扩展了教育范围和成效，缺点是弟子难以直接得到教师教诲，有的弟子甚至长期见不到教师一面，转相传授的过程中也难免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