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子。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有和教育家。王守仁继承了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和“心即理”的学术思想，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提出了“知行合一并进”的观点。以知为行，知而必行，行而后知，其中蕴含着许多有价值的认识和道德修养思想成分。他又明确地宣称平生讲学，专在“致良知”三字。他以“良知”为人人具有的“良知自知”，是“有教无类”的理论依据。从“致良知”的中心思想出发，主张教学重在引导学者“各得其心”。

王阳明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等学说作为反对朱学的精神武器，批评理学“外心以求理”，同时猛烈抨击朱熹以及当时学者那种“循章摘句”、“支离决裂”的恶劣风气，明确破除当时的迷信，独树一帜，另立体系，是时代的勇者。他所倡导的、所身体力行的，就是一条以内圣带动外王的路线，其中包含了一种道德和形而上学的复兴的要求，以及对宋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潮流的一种反抗。

正文：
[原文]

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闇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笃实处。既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先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云“知茛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加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先其本心者也：

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既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訚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斫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节选自《王阳明全集·传习录》）

[释读]

来信说：“‘真正认识到了就可因此而称其为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其为真正认识。这是学者要切实明确的教育观点，定为亲身实践才行’。假若把行真的当做知的话，恐怕人们会专注于对本心的探求，因此而失却了事物之理，肯定会有模糊认识和不能通达的地方，这哪能成为圣门知行并进的传统？”

认识达到了真切笃实的程度，便是行动；行动到了明确的感悟和精微察知的程度，便是知。在实践中，知与行本来就是不分离的。只是因为后来撑者把知与行截然分开，分别下工夫，背离了知与行的本义，因而才有了“知行合一并进”的观点。“真正认识到了就可因此而称其为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其为真正认识”，就像是来信中所说的“知道了食物的味道才吃”那些话中的意思一样，前面已经简略地分析过了。这虽然是为了切实挽救失误才阐述的观点，然而，知与行的关系，本来就是这样的，并不是用我的意想使两者的次序有所改变，暂且创立了这么个观点，以求一时苟且。所谓“专注于本心的探求，因此而失却了事物之理”，这样讲大概已经失却本心了。

事物之理不在自己的心外。到心外去探求事物之理，就没有事物之理了；舍弃事物之理而求理于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又有何物不能包容呢？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就是理。所以，有孝敬父母的心，就有孝之理；没有孝敬父母的心，就没有孝之理。有忠君的心，就有忠之理；无忠君的心，就没有忠之理。理怎能在自己的心外呢？朱熹说“人之所以要学习一原因，在于心与理罢了。心虽为一身之主，实际上却管理着天下理；理虽然分散在万事万物之中，实际上上不外于一个人的心”，在这样的一分一合之间，已经难免会产生启发学者把心与理当做两回事的弊端。这是后来有人为什么会产生“专注于本心的探求，因此而失去了事物之理”忧虑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心就是理啊！到心外去探求事物之理，因而才会有模糊认识和无法通达的地方，这是告子“义在心外”的说教，是孟子批评告子不懂得义的缘由。心就是一切。从它整体上的同情忧惧来说，称做仁；从它处事合宜来说，称作义；从它处理的条理来说，称做理。仁不能到心外去探求，义不能到心外去探求，惟有理能到心外去探求吗？到心外去求探理，这是人们抒发在与行分离为二的原因；到自己的心中去探求理，这是圣人门下“知行合一”的观点，你何必怀疑呢？……

自《尚书》中提出“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知行思想后，“知”与“行”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在王阳明之前传统儒家知行观中，广义上“知”是人的心知的统称，“行”是人的行为的统称；狭义的“知”主要是指道德知觉，“行”主要指道德实践。两者的关系是分离的。最具影响力的是朱熹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知行观。

而王阳明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知行合一”的问题。在他看来，知行尽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说，但不能“分为两截”去做，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理。因此他批评“外心以求理”的“知行二分”，主张“求理于吾心”的“知行合一”。

[原文]

先生曰：“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漫坏他了。”（节选自《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下·门人黄直录》）

[释读]

先生说：“我们在致知上下工夫，只是随着各人所能达到的程度去做。今天的良知达到这么个程度，就随着今天的程度去扩充；明天的良知又有了新的开悟，便随着明天的程度去扩充，这样做才是精粹纯一的功夫。教他人学习，也必须随着各人所能达到的程度进行。好比是一棵树刚刚生出萌芽，只浇些水就够了，萌芽稍长，便多加些水。从拱把粗以至长到合抱，浇水时，都是随着树所能接受的程度而增加的。假若是些小萌芽，把一桶水尽情倒去，就把树浸死了。”

王守仁用“致良知”三字来概括自己一生的讲学活动。“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二卷》）。他肯定学习就是致良知，即挖掘和发挥潜能。如果自身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可以成为圣人；如果发挥得不够完全，便是贤人；愚夫愚妇与不肖者虽然不能发挥他们的潜能，但是这种潜能并非不存在，只要充分地发挥出来，“即与圣人无异”。所以教导之法很重要。

而“随人分限所及”是其中的一条教学原则。在这里，人的“分限所及可以理解为人的接受能力的限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分限所及”是在逐步境长的；随着知识的积累，人的“分限所及”也是在逐步增长的。“随人分限所及”既有因材施教的意味，也有教育必须舌应人身心发展规律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