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王充（约27-97年）字仲任，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身“孤门细族”。八岁入书馆，学习《论语》、《尚书》，学业优良。二十岁左右入京师太学。王充不崇拜权威，怀疑神学化的儒学，广泛阅读百家之书，采取批判态度，独立钻研。他曾出任郡、县小吏。但因为为人耿直，不愿随俗附和，索性辞官还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研究和写作中度过。王充的著作现存的仅有《论衡》一书，是以“疾虚妄”的态度来写作的，宗旨是“立真伪之平”，即讲求真实客观，反对虚假浮夸。

（二）论教育的作用

王充与董仲舒类似，也把人性分为三种：有生来就善的，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混杂的人，是中人。但人性的善恶，并非受命于天，而是由自然的“气”构成的，人性“秉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定型。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恶为善。总之，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三）关于培养目标

王充理想的培养目标是“鸿儒”。他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文人”，独立思考能力略逊，但文才尚佳，善于写一般的奏章公文；第三是“通人”，文笔谈不上，但能博览古今，知识渊博；第四是“儒生”，连博览也谈不上了，只能掌握一门专业（一经），从事教学而已，这是人才的最低档次，只比没文化的俗人强一点。可见王充特别推崇研究能力和创新意识，其次是文才，再其次才是知识的渊博程度，最看不起专经传授的教师。王充讥讽这类人是鹦鹉学舌，就像“门人”、“邮者”一样，毫无自己的创意成果。这固然是出于他对当时经学教育的强烈不满，但轻视一般传授知识的教师，也是片面的。　

（四）学以求知

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认为天地之间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学习是获得知识的惟一途径。当然人与人的禀赋不同，但不学是不可能得知的。他指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知物由学”可谓古代最有价值的认识论命题之一。

王充认为，学习应是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过程。其中耳闻目见的直接认识是基础，否则就可能被虚假浮夸的东西所迷惑。所以他强调：“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但仅凭耳目，得到的只是表象而已，还必须将感性认知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王充兼论感官与思维的作用，使古代学习理论上升到新的高度。

（五）问难、距师

王充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治学一定要有“问难”精神。问难不同于一般不明白时的提问，而是质问，提问者是经过个人思考，有自己的看法的。问难的对象没有限制，甚至可以是圣贤。他认为：“苟（如果）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真正）有传圣业之知，伐（讨伐，批评）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撰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列举若干例证，说明圣贤也不可能事事正确，也并非每句话都无懈可击。而弟子当时不知问难，后人又盲目附和，使义理不明，损害的正是圣贤之道。为此，王充感叹：“凡学之道，距师为难。”距师即与师保持距离，也就是不能完全附和老师，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距师并不是拒师，王充更没有彻底否定孔子等圣贤的意思，他提倡的是追求学术真谛的精神，是勤于思索、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独尊儒术及师道尊严盛行的环境下，更是具有反潮流的突出意义。

来源：《中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