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教育思想

作者:徐仁声
《论语》,汉代又称《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一部主要记载孔子言行的书。它也记载了部分孔子门徒的言行以及当时人们对孔子的议论。

《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的作者具体是谁,已不可考。东汉郑玄认为是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所撰;唐柳宗元据《论语》中记曾子将死,离孔子去世已数十年,该书应为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宋程颐、朱熹则认为是曾子、有子的门人所记。但不论作者是谁,根据史料分析,《论语》成书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秦始皇焚书坑儒,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焚,《论语》未能幸免,几乎失传。汉代经官府搜集整理,曾有三种不同的本子流传,即《古论》、《齐论》和《鲁论》。《古论》是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秦火以前的古本《论语》,用先秦古文字(蝌蚪文)写成,为古文本,史称古文《论语》,共有二十一篇。《齐论》是齐国学者所传,有二十二篇。《鲁论》为鲁国学者所传,有二十篇。《齐论》和《鲁论》均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成,史称今文《论语》。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为根据,参考《齐论》与《古论》进行考证修订,改编成《张侯论》,并为官府列为官学。东汉时期,郑玄又以《张侯论》为本,参考《古论》和《齐论》再加以改订,即成为今本《论语》。《古论》和《齐论》从此亡佚。

《论语》自问世以来的2000多年中,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与研究,取得大量成果,有关著作不胜枚举,对《论语》的注释,远自汉初就已经开始,但早期著作多已亡佚。当前有据可考的不下600余家,成书3000种以上。影响较大比较著名的著作有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宋邢昞的《论语正义》;朱熹的《四书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是当代影响较大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著作也有一定的影响,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语言简练、活泼生动、具体形象、用意深远。有不少语句富含哲理,但又言简意赅,耐入寻味,接近口语,明白易懂,已成为格言和成语。因此,《论语》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

《论语》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孔子的哲学观点,政治主张,伦理道德观念,教育思想以及孔子的生活实践活动等各个方面。今本《论语》共有二十篇,即《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日》。每篇包括若干章共四百八十六章(有的分作四百九十二章)。每章记一事或几句话。

《论语》有关孔子教育思想的记述非常广泛,它对教育的作用、对象、目的、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的阐述,可以作为中国最早的教育著作来读。

(一)论教育的作用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要靠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只靠政令、刑律去治理国家,百姓只能被动地去遵纪守法,而不能够有廉耻之心,不懂得为什么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是不能够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的。如果用教育的方法去教育人民,使人民能够用礼法去约束自己,懂得言行的规范,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那么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孔子认为政令、刑律都不如教育更加有效。

为了使教育有效,孔子非常重视以封建的道德标准作为治理同家的准绳。子路问他“为政”应该先做什么?他说:“必也正名乎”接着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为政必须从正名开始。因为名义不正,那说话就不在理,说话不在理,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也就办不成,礼乐制度办不成,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所以君子用一个词,必须有道理可以说得出来。有理的话才能够行得通,所以君子说话不能有一点马虎。孔子主要的道德标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秩序,上下有序,不能越轨,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治理,他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段话说明孔子认为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你自己带头做得正,谁敢不端正呢?又认为领导人自己行为端正,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纵然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非常重视身教的作用,他还直接了当地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领导人想把国家治理好,百姓自然都会好起来,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那边吹,草就向那边倒。实际上也就是说治理国家要靠领导人的作风,要靠榜样的作用,而不是依靠刑律,所以他说:“子为政,焉用杀”。

孔子重视人民,主张富民,但他又认为民富了,更要注意使人民受教育以提高素质。 《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孔子看到卫国人口很稠密不禁称赞:“人口好多啊!”冉有问他人口多了,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应该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如果富裕了又该怎样呢?孔子说,让他们受教育。孔子虽然在这里谈到了先富后教,但他并不认为只有富裕以后才能进行教育,而是始终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放在治国的首位。《颜渊》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里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立国的三项基本条件。而在这三项之中,必不得已时,可以去掉“食”和“兵”,但他认为“民无信不立”,“民信”是绝对不能去掉的,说明他对于通过教育取得民心的作用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又如他谈到军事时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意思是说必须对人民进行长期的军事教育才能让他们去作战,否则,用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民去作战,等于抛弃人民。由此可见,孔子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把教育放在首位,当然他也看到了各方面的关系,认为只有足食、足兵,人民才能信任政府;人民富裕以后,就应该进行教育。今天来看,孔子的这些思想都是比较可贵的。有人认为孔子把“民信”放在第一位,过分看重教育的作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去兵、去食,也就谈不上民信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论语》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孔子的原意并不是片面强调“民信”,而是说只有“足食”、“足兵’才能取得“民信”。只有在取得“民信”的条件下,必不得已才谈到“去食”、“去兵”,但“民信”决不可去,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二)论教育的对象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 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受教育。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意思是说只要给我一些薄礼,我从来没有不教的。他所以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是有社会和思想基础的。首先,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正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学在官府”已转变为“学在四夷”。也就是说,当时统治阶级垄断的教育由于社会条件的转变,已经转为向民众开放,当然这里所说的民众还不是被统治的劳动人民,而是指士民阶层。其次,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主张学而后知,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虽然孔子也说过“生而切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这类话,但实际上他认为人的素质都是一样的,只因为环境与教育的不同,才使人有了差别,尽管当时孔子已被人尊为圣人,但他始终强调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人,是学而后知的。由此可见,他认为任何人只要受到教育都可以成为圣人,他强调学而后知,不仅是谦虚,也是他的信念。《论语》中多处谈到他这方面的观点。

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孔子才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这在当时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进步主张,他所说的学而后知的观点也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当然,他这种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受着剥削和压迫,连饭有时都吃不上,更谈不到去受教育,如果说能受到一些教育,也不过是统治阶级对他们进行奴化教育,使其不敢犯上作乱,真正为人民的教育是不存在的,孔子的思想在当时也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已。

孔子不仅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在教学实践中贯彻了他的主张,在他的弟子中就有各式各样的人,既有贵族,也有被称为鄙人的下层人士,也有像颜渊那样的贫穷的人。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确实对我国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使不少处于下层的人士也能有受教育的机会。

(三)论教育目的

孔子主张行“仁政”,认为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并且有高尚道德的人,才能行“仁政”,因此,他很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君子儒,这种人具有高尚的道德,最高尚的道德就是“中庸之道”,所以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意思是说“中庸”这种道德是最高尚的道德了。君子就应该懂得“中庸之道”,而且懂得什么是仁。所谓“仁”,就是“克已复礼” ,也就是能够用礼来约束自己,就能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仁”也就是“爱人” 有一次子贡问他:“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子贡问他假若有人能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怎么样?孔子说,如果能那样,就不仅是仁道而且是圣德了,连尧舜那样的圣人都难以做到。那“仁”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也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前的事情一步步地去做,就可以说是实践仁道的方法了。由此可见孔子讲仁,并不是讲些空道理,而是讲要去做能够实际做到的、身体力行的好事。他理想中的君子是有道德修养,又有治国能力的人。回答子贡怎样才可以叫做“士”时,他说:“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也就是说能够用羞恶之心来约束自己,出使外国能够完成任务,这才能够称作士。孔子既然对君子的要求很高,他认为要能成为君子就必须是热爱学习的人,所以他提出的教育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意思是说去做官的人要想取得优异的成绩就应该不断地学习,学习成绩优秀了,那才能去作官。他把做官和学习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学习好了才能去做官,要想把官做好也必须学习,尽管这句话后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孔子主张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重视学习,这和他的理想是一致的。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就是说孔子认为如果由他去选择人材,他主张用先学了礼乐知识的人,而不用做了官才去学习的人。他这种重视用学习过的人去做国家官吏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在封建时代这种理想很难实现,但对我们古代的吏治也曾起过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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