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道家的自由或许耳熟一些，它主要来自庄子的言论。庄子把道家的自由主义发挥到了极至，他强调社会个体祛除束缚在人身上的后天形成的仁义道德和礼仪秩序，同时还要祛除内心的欲望，进而达到一种逍遥的自在状态，进入一种人天一境、物我同化的境界。东方文化是讲自由的，既有道家的自由，也有儒家的自由。对于儒家的自由，人们或许会困惑不解：儒家怎么可能也追求自由？孔子不是强调人们要操守仁礼吗？这些东西不正是限制人们自由的外在社会秩序？

事实上，儒家是把达到自由的层次作为儒家修行的最高境界，孔子对这一境界有着清晰的讲述：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修行过程的描述，象孔子这样智慧的圣者只有到了七十岁才达到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可见一般人要达到儒家的最高层次有多么困难。

不要产生恶念，这需要人们控制住自己的欲望，使其欲当欲之欲，这是何等的困难！达到这种境界需要一个人不断地与自己内在的欲望做斗争，最终实现自己内在本质的超越与完善。

“欲”，就是一个人内心的欲望，也可表述成一个社会个体的主观意志；“矩”就是社会制定的约束社会个体的行为规范，包括道德、法和礼等。“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孔子根据自己内在的主观意志来行事，是不会超越当时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既然这种合乎内在意志的外在行为没有违反社会的行为规范，说明孔子之所欲均是在合理和正当的范围内。孔子内心不会产生一些有违当时社会行为规范的念头，也就是说无恶念和非分之想，这样做到自己的行为处处符合当时行为规范（礼）的要求，就不会感到自己受到社会暴力的限制，这就是孔子所描述的儒家的最高层次的自由之境。那么儒家如何来控制自己的欲望？

孔子与颜回之间的一段对话作出了清晰的说明：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克己”就是儒家使用的修身方式，但这还是笼统了一些，如何克己？就是孔子所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社会已经给我们制定了行为的规范，我们必须克制自己内在的欲望，使其达到这种规范的要求，而不做出有违社会行为规范的行为。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需要一个社会个体不断地坚持，控制自己的欲望，最后达到的境界就是孔子所言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种境界并不是遥不可及，一个社会个体只要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是能够作到的。

“克己复礼”，通过不断地控制自己内心的欲望，调整自己内在的意志，使其达到社会规定的要求，进而达到一种处处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自由境界，这是儒家的自由观念。这种观念对于世俗社会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完全可以塑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比如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不可打破的规矩：不要喝酒。无论是在什么场合下，别人如何劝，我都会推辞掉，久而久之，我就不会再产生喝酒的欲望。我见到了酒，知道那是酒，但我却没有产生任何想喝酒的冲动。这样对于我来说，就不会产生有违我自己制定的规矩的欲望。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自由主义是通过否定现实社会对社会个体的一切束缚（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进而达到超越世俗的一种自由之境。因此，庄子所言的自由与孔子所言的自由相比，则是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越，这种超越就是达到一种完全包容世俗的自然无我的境界。在庄子那里是超世俗的，而在孔子这里则完全是世俗的。

无论是庄子的超世俗的自由，还是孔子的完全世俗的自由，都是与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

东方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社会整体的至上性，要求的是社会个体对整体的无条件的服从，也就是通过控制自己的欲望达到遵守社会规定的行为规范，这是节欲的；

西方的自由主义强调的则是一种个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突出的是社会个体的主体价值，要求的是社会整体对社会个体的逐步顺从与放纵，它是纵欲的。
西方的自由主义则是不断地强调社会个体的主观意志的重要性，通过对那些外在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调整，不断地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因此，这种自由主义文化是反文明的，它给人类最终带来的是野蛮与疯狂。

文明是人类在接续地掌握本人的愿望的底子上而创造的。通过持续地掌握本人的愿望，人类在漫长的经历长河中，持续地塑造本人的人道，使其持续地到达完善与优美，这尤为突显在儒家文化中。儒家强调社会个体对本人愿望的掌握与调整，进而突出品德与社会秩序的绝对权威性，它让人类保持本人差别于动物的文明的状态，并能使那些野蛮的民族掌握自己心里激荡的兽性，进而走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