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宗福
摘要：综观中国古代诗歌题材的流变史，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随着疆域和外交范围的不断扩大，诗人的足迹和他们所描写的地域题材日益向四边延伸，而且由于每个时代的边疆局势不同而呈现出了不同的创作趋势。其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自然环境艰苦，民族性格强毅，民俗独特而丰富，历代政治势力进退空间甚大，从而给诗人们的旅行和创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和无限生机。特别是唐、元、明、清几朝，西部旅行诗歌创作颇为繁荣，而且从总体上讲，“西渐”趋向日益明显强化。这些旅行诗歌以表现西部民俗文化和山川形胜风光的为最多，而不论何种诗歌，民俗又是激发人们创作的重要酵素之一，民俗与旅行诗歌的关系密不可分。本文仅就古代西部旅行诗歌特别是清代诗歌中的民俗因素作一述论。

一

为便于讨论，首先应界定“西部”的地理范围和明白西部旅行诗歌发展的基本概况。

（一）关于“西部”的地理范围

“西部”一词在不同时期或不同领域中的所指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古代无“西部”之说，而称之为“西域”。李修生先生认为：“西域是对中原而言。”即西部地区的意思。（《清代西域诗辑注》序》）它的范围正如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西域范围》中所言：“随时代之地理知识及政治势力而异。”但总以新疆地区为中心而伸缩，明清时狭义的“西域”基本上指新疆及附近地带。而目前所谓“西部大开发”中的“西部”则明显地指西北的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和西南的川、渝、藏、滇、黔五省区及广西、内蒙古西部等地区。显然，清代人心目中的“西域”与20世纪末的“西部”在地理范围的所指有天壤之别。而它们与古代西部旅行诗歌的地理实际均不相符合。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和学坛上曾兴起了一股“西部文学热”。当时学者们笔下的“西部”的地理范围就并不相同，但约略来看，不外乎四种。1、即新疆地区，实际是延续古代概念；2、中国西部地区，略等于世纪末政府所指的西部；3、西北五省区，即西北地区；4、我在《中国西部诗歌史概述》中指出的：“西部诗歌的地理范围应当包括宁夏、甘肃（主意是西北部分）、青海、新疆、西藏和四川西部这样一大片土地。”这主要是根据当时文学研究中对所谓“西部文学”独有的的特质上去理解的，不过从古代西部旅行诗歌的创作实际看，这种理解或所指还是切合西部旅行诗歌的美学特征实际的，因而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因为陕西以及四川中东部、甘肃东部在文化形态上明显地属于中原汉族文化圈，云贵高原虽然也曾是边塞地区，又是少数民族地区，但地域气候和民族性格比较温柔，汉文化渗透深，总体上属于农业文化。而青藏高原、新疆和甘肃西部及宁夏的一部分，甚至内蒙西部地带历来以草原游牧文化而著称，又是典型的西部边塞地带，与其它地区（东北和蒙古地区除外）相比产生于这些地区或描写这些地区的古代旅行诗歌基本上有着悲壮、苍凉、雄奇、浩瀚等共同的特点。因此本文所谓“西部旅行诗歌”的空间配置即以此为准。

（二）古代西部旅行诗歌史概貌

在漫长的中国诗歌史上，西部旅行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其发展并非如同整个文学史那样连续不断地演化发展，而是与中央政府势力在西部的消长相适应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因此大致上可分为六个时期：

1、漫长的萌芽时期（先秦到隋朝）。在《诗经》、楚辞中已有些涉及西部的诗句，但不属于旅行创作的结果。两汉、南北朝时出现了《天马歌》、《乌孙公主歌》、《匈奴歌》、《陇上歌》、《陇头歌》等歌谣以及一些文人诗歌，但只有少量的作者才到过西部。隋炀帝西巡，部分文人的足迹随之到达西平（今西宁）、河西走廊等地，但也没留下什么堪可传诵的作品来。但这并不表明当时的诗人们就没有西部意识，不少诗篇中有诸如“天山”、“焉支”、“陇头”、“先零”等西部地名和部族名。

2、灿烂的崛起时期（唐代）。唐朝特别是前半期由于唐帝国的空前强盛，疆域的大幅度拓展，中央政府与西部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同时整个诗歌艺术空前繁荣。不少的诗人如骆宾王、王昌龄、高适、岑参、李益等因为各种原因旅行于西部大地，创作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其中岑参两次从军西域，足迹远至天山轮台，写出了如《敦煌太守后庭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天山雪歌送萧治还京》等数十篇西部旅行诗歌，开创了奇峭伟拔的一代边塞诗风，对后世的西部旅行诗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历来未被学界重视的中唐诗人吕温。他在唐德宗末年出使吐蕃，旅行于青藏高原，写下了《题河州赤岸桥》、《经河源军汉村作》、《蕃中答退浑词》等名副其实的西部旅行诗歌。如《经河源军汉村作》是他在西去途中经过今青海省西宁市时写的，生动地反映了在异民族统治下的河湟汉族遗民的生活情形：

行行忽到旧河源，城外千家作汉村。樵采未侵征虏墓，耕耘犹就破羌屯。金汤天险长全设，优腊华风亦暗存。暂住单车空下泪，有心无力复何言？另外如《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首次描写了西藏拉萨大山的秀丽风光。唐代西部诗歌由于其整体成就，评论者颇多，故本文不作为重点论述。

3、寥落的中歇时期（五代、宋及西夏、金）。这时期随着中原动乱，北方和西部少数民族政权逐渐强大且不时更替，汉民族文化中心向东南转移，西部旅行诗歌因之相对寂寞了起来。词坛上令人想起的也就是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邓千江的《望海潮·献张六太尉》等几首作品，词人足迹所至不过是陕甘一带而已。

4、蓬勃的恢复时期（元、明代）。这时的西部旅行诗歌随着中央王朝恢复对西部地区的行政管理而复兴，旅行到西部的诗人日益增多，留下来的旅行诗歌作品也比较多。元代以耶律楚材为代表，他在西域河中府（今在俄罗斯境内）创作的数十首描写西域风土人情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有较高的价值。进入明代，西部旅行诗歌一下子繁荣起来。以作者身份而言，可分为四类。一是宗泐、克新、陈诚等使者，他们奉命旅行于新疆和青藏高原，甚至远到印度，写作了一批旅行诗歌。特别是诗僧宗泐，奉朱元璋之命去印度求遗经，往返取道青藏高原，在他的旅行诗歌中对这里以及印度的山川胜景和风俗民情进行了描绘。如《和苏平仲见寄》：

西去诸峰千万层，帐房牛粪夜燃灯。马河只许皮船渡，戎地全凭骡骑乘。青盖赤幡迎汉使，茜衣红帽杂蕃僧。愧如玄藏新归路，欲学翻经独未能。又如《望河源》一诗，首次生动而详尽地描写了黄河源头及阿尼玛卿山的壮丽景象，记述了他在河源与藏族同胞谈论河源问题的情景。二是活动于甘宁青一带的王越、王以旗、唐龙、杨一清、王琼、陈棐、张九一、吕大器等将帅官吏，留诗颇丰。三是被贬滴到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的解缙、郭登、岳正、龙膺、包节、牟伦等文人才子和朝廷官员，他们的作品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四是李梦阳、张问仁、赵时春、刘芳猷等一批土生土长的文人。这时候虽然出现了这么多的旅行诗人，旅行诗歌作品数量也很可观，但没有出现像岑参那样伟大的西部旅行诗人。

5、辉煌的丰收时期（清代）。

20世纪也可看作是旧体西部旅行诗歌的余响时期，也有不少的旅行诗人和旅行诗歌，但因古体诗歌创作已退为非主流文学体裁，社会影响远远不及清代，更不能与唐代相比了。当然从新体裁的西部文学说，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后的西部旅行诗歌还非常繁荣，但那是需要另外探讨的题目。
二

上文已提及，清代的西部旅行诗歌堪称大丰收。这时，西部旅行诗歌创作的重心随着清王朝的强盛而一下子从河湟和河西一带向西移到了青海西部和西藏、新疆全境。由于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御外安内战争的行为，一大批来自中原的诗人有幸旅行于河西走廊、天山南北、江河源头、西康卫藏。据粗略估计，有清一代亲自旅行西部土地并留下作品集（不一定完全是西部旅行诗歌）的诗人有250家左右，其中不乏著名诗人。他们或宦游、或从征、或考察、或流放，历前人未历之境，见前人未见之景，特别是目睹边疆民俗文化，耳濡目染。其景其情，使这些诗人们诗兴大发，创作出了大量内容新颖、意境迥异、风格独特的诗词作品。所以这一时期总的形势是，诗家辈出不穷，题材大为拓宽，内容丰富多彩，数量极其宏富。其中最优美的要数边疆风光诗歌和民族风情诗歌，而以描写民族风土人情的诗歌最富有研究价值。

清代西部旅行诗人主要可分为五种类型：

（一）从征型军旅诗人。主要涌现于乾隆五十六、七年（1791—1792年）清军入藏反击廓尔喀（今尼泊尔）侵略军的战役中，最为著名的是杨揆，次为孙士毅、李若虚，另外还有和琳、方维甸、徐长发、周蔼联等。他们都是这次战役的文职指战员或运粮官，有机会游历藏族地区，写了许多旅行诗歌，其中杨揆留诗130多首，孙士毅留诗260多首，李若虚有诗词300首左右。其它战役中的军旅诗人如著名将帅岳钟琪、左宗棠等先后在西藏、青海、新疆等地也创作了一些诗篇。总的说来，他们因为处于住偬戎事之中，与老百姓接触不多，而所历山川风景极多，故以风光诗居多。但李若虚因留居拉萨多年，其《实夫诗存》、《海棠巢词稿》中的西部旅行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与其它军旅诗人明显不同。军旅诗人以汉族文人居多。

（二）宦游型官吏诗人。他们在西部地区任职期间和赴任、离任途中创作了不少诗歌。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西部远离中央政府，且又地域非常辽阔，因此旅途十分遥远，如从北京奉命去拉萨上任，旅途一般都在半年以上。所以旅行诗歌在他们的作品中占有相当份量。西藏方面主要有和瑛、松筠、文干、斌良等，新疆方面主要有国梁、福庆、成书、许乃毂、萨迎阿、成瑞、志锐、王树相等，甘宁青等地主要有许孙荃、杨应琚、龚景瀚、杨芳灿、顾光旭、张祥河、文孚、阔普通武等。这些留下大量西部旅行诗歌的官员除个别人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而且以满族、蒙古族文人居多，这自然与朝廷用人倾向有关。但是他们以少数民族者的眼光来观察、认知和描写西部民族民俗，有着不同于汉族文人的特点，值得研究。如在清前期，入藏或入新为官的大部分作者都能与西部民族在情感上沟通，以描写赞赏西部山河和民族风情的较多。而到后期，一些满族文人则由于逐渐脱离其民族本来的生活方式而变为皇城贵族，一旦身临西部，便往往不能理解更不能容忍其落后与艰苦，因此诋毁、丑化西部民族生活文化的作品就多了起来。如恭钊《湟中竹枝词》、阔普通武《尺五园诗草》就比较典型。
（三）使者型诗人。即作为钦差大臣赴西部主持某种仪典（如祭奠蒙藏首领）、与少数民族首领协商事宜、巡察军事民政等的官员。这类官员基本上是满族文人，后期也偶尔有汉族文人。他们在漫漫旅途中和异乡的目的地也创作了一些作品。前者如道光年间先后赴青海牧区致祭蒙古札萨克的大臣斌良、奎照，分别在《青海奉使集》和《使青海草》中记录了他们在西部的旅行诗歌。后者如道光二十五、六年（1844—1845年）两次赴乍丫（今西藏察雅县）和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处理喇嘛事件的姚莹，在其旅行诗歌中不仅描写了西康地理形胜、民族风貌，而且还较多地表现了民生疾苦，对藏族民众的苦难给予了同情和呼吁。如《乌拉行》：

蕃儿蛮户畜牛马，自豆无须惟放野。冬十一月草根枯，牛瘦马羸脊如瓦。土官连日下令符，十头百头供使者。使者王程逾数千，糌粑难厌盘蔬寡。备载糇粮赢半岁，橐装毡裹谁能舍？天寒地高冰雪坚，百步十蹶蹄踠扯。鞭筆横乱噤无声，谁怜倒毙阴崖下。我谓蕃儿行且休，停车三日吾宽假。艰难聊作乌拉行，牛乎马乎泪盈把。

（四）滴戍型诗人。他们基本上是汉族官员，旅行在甘肃、新疆地区。这些被贬滴到乌鲁木齐、伊犁等地的罪臣中有很多是著名的大臣和文人，如纪昀、洪亮吉、祁韵士、铁保、邓廷祯、林则徐等，都是当时声名昭著的文化精英。此外如蒋业晋、陈庭学、赵钧彤、王大枢、舒其绍、韦佩金、邱德生、颜检、李案宣、方士滏、黄璿、史善长、扬柄堃、雷以诚、裴景福等，因为各种原因被流放到西部，在艰难漫长的流放途中和滴戍地触景感事，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旅行诗歌。这一类型的诗人主要是汉族文人，具有极好的诗歌创作素养和儒家文化修养，创作质量普遍很高。如林则徐《西出嘉峪关感赋》四首之一：

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龙云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泥丸。气势磅礴，胸襟阔大，不愧为大家手笔，被许多选本所选，成为清代西部旅行诗歌中的代表作。因此这类诗人是西部旅行诗歌创作队伍中势力最强的一股力量。

（五）投边型诗人。即一些自发来到西部的文人，如奔赴西部寻求功名而作为地方长官幕僚的施补华、萧雄、方希孟等，又有情感陪伴被贬滴的父兄或朋友而旅行到西部的黄治、李芬等人。其中萧雄的《西疆杂述诗》以多种版本广为流行，被学界所熟知。

另外虽有歌咏西部的诗篇流传但足迹并未到西部的如王芑孙、邵晋涵、张问陶、吴世涵等，不能算是西部旅行诗人，故本文不再提及。

就以上旅行诗人足迹所至而言，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的最多，其次是经川西和西宁进入西藏的，此外便是宦游于甘青宁地区的。他们不论是何种身份、何种原由足迹到过何处，都以自己的眼光观察审视西部民俗事象，也都以诗歌形式来试图“拷贝”民俗事象、表述自己的看法。他们在不同的时空上创作着旅行诗歌，从而形成了清代西部旅行诗歌创作的合力，共同创造了盛极一时的旅行诗歌繁荣局面。

清代西部旅行诗歌广泛地表现了西部民族衣食住行、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人生仪礼、口承文学、游艺活动等方方面面的民俗事象。如李若虚的《海棠巢词稿》及《实夫诗存》中的很多作品以优美清新的笔调描写藏族的各类民俗，并予以理解和赞美。即使军旅诗人孙士毅也还创作了一组歌咏西藏物质民俗用物如“哈达”、“糌粑”、“褚巴”、“草康”、“纳呛”等十二首组诗，而《跳铖斧》等乐府诗则生动地描摩了西藏宗教歌舞：

跳铖斧，迎主簿。主簿来，迎赞府。牛年多童牛，羊年多童羚殳。明僮崽子，十十五五，赤脚花，催羯鼓。紫衣坐床欢喜而赞叹，但愿年年牲脯高于布达拉。跳铖斧，胸前花氆氇，耳后玉璸珰趁。忽挟飞矢上马去，前村正打牛魔王。

当然，大规模描写民俗文化的诗篇是一批“竹枝词”组诗，不少的“竹枝词”长达百余首，短的也有数十首。主要有：

祁韵士《西唾竹枝词》100首；

福庆《异域竹枝词》100首；

曹麟开《塞上竹枝词》30首；

林则徐《回疆竹枝词》24首；

项应莲《西昭竹枝词》36首；

钱召棠《巴塘竹枝词》40首；

叶礼《甘肃竹枝词》100首。

恭钊《湟中竹枝词》40首。

与竹枝词相近的还有：

王曾翼《回疆杂咏》30首；

左肇奎《伊犁纪事》20首；

纪昀《乌鲁木齐杂诗》160首；

萧雄《西疆杂述诗》150首；

李殿图《番地杂咏》40首。

这些竹枝词和“准竹枝词”篇幅大，内容广泛，诗行间加注有大量注释文字，比较详尽地记述了有关的民俗事象，为后世留下了诸多难能可贵的民俗文化资料。这些竹枝词堪称的“韵文的地方志，鲜明的风情画”。如项应莲《西昭竹枝词》第六首描绘拉萨正月十五日元宵节的情景：

牛皮作底酥油面，装点玲珑绘陆离。下列朦胧灯几盏，鳌山元夜大昭围。

第十八首描写藏族民居：

屠苏房子郁岹峣，下畜牛羊上瞭高。麻蜜旗儿新岁换，墙头白土腊前浇。

第二十八首表现夏日藏族民众泡水歌舞的欢快场面：
泡水前溪柳外多，喇嘛拨姆各摩娑。裸身壶呛相传灌，乘醉归途踏踏歌。

由此可见，这类竹枝词与西部民俗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其实，文学本身从古到今就有反映民俗文化功能，更何况从民间文化而来的“竹枝词”？还须说明的是，大部分竹枝词是诗人们在旅行中创作的。如纪的在《乌鲁木齐杂诗》“自序”中对写作过程明确记述：

余滴乌鲁木齐凡二载，鞅掌簿书，未遑吟咏。庚寅十二月，恩命赐环。辛卯二月，治装东归。时雪消泥泞，必夜深地冻而后行。旅馆孤居，昼长多暇，乃追述风土，兼叙旧游。自巴里坤至哈密，得诗一百六十首。意到辄书，无复诠次，因命曰《乌鲁木齐杂诗》。

纪的的旅行情形也适合于许多旅行者。由此看来，清代的西部竹枝词，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诗人们在旅途中创作的，在内容上以描写民俗事象居多。西部竹枝词是西部旅行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反映了西部民俗文化对旅行诗歌创作的影响，也表明了民俗文化是旅行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