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桂钿
近些年来，研究道家的人很多，出的成果也很多。这是可喜的现象。有些研究似乎在强调道家重要性的同时，力图扩大道家队伍，把传统认为是儒家一些人物和著作收入道家，成了道家的新成员。

传统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改变应该有确实的理由和充分的根据。根据是否充分?这就需要讨论，考辨。考辨还需要注意方法论的问题。

笔者对近年来被新吸收进入道家队伍的成员进行一次资格审查，考辨一番，发表一下个人看法，供道家研究者参考。
一、讲“道”的就是道家吗?

请专家原谅我这样提出问题，确实有人是这么研究的。

西汉初年的思想家陆贾时常向刘邦称颂、讲述《诗》、《书》，被认为是当时重要的儒家，他的代表作《新语》历来都被列入儒家著作。两千多年来，陆贾被公认为儒家，无人怀疑。

有的研究者认为陆贾是西汉新道家。我们要审查一下资格问题，对他考辨一番。陆贾是新道家的一条重要根据是他的代表作《新语》一书第一篇就是《道基》，“这一篇名表明，作者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基础，是事物的本原这就是《老子》‘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意思。”[1]这一篇名有个“道”字，又把篇名《道基》理解为“道是天地万物的基础”，这样就把陆贾吸收入道家，成了一名新成员。

根据是否充分，首先要看对《道基》的理解是否正确。

《道基》的开章明义就说：

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

万物是天生的，不是道家的观点。道术生于天、地和圣人的功德参(三)合，更不是道家的观点。道家认为道生天地万物。那么，这篇文章所谓“道基”究竟是什么“道”呢?它的最后一段话有结论，再抄录如下：

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曾、闵以仁成大孝，伯姬以义建至贞，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 乡党以仁恂恂?朝廷以义便便。美女以贞显其行，烈士以义口其名。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群，关睢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得仁则固，仗义而强。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乱，贤者以义相治。《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

陆贾在这一段话中使用了17个“仁”字和22个“义”字，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强调仁义的重要性，最后结论是：“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文中提到的书有《春秋》、《诗》、《书》、《礼》、《乐》和《谷梁传》，都是儒家的经传。还有一句：“仁者，道之纪。”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陆贾认为仁义是治道的基础。这种思想与道家思想当然是大相迳庭的。陆贾的这个“道”是治理天下的仁义之道，是儒家传统之道，不是道家作为天地万物本原的那个“道”。《道基》实指治道的根基在于仁义，并非“道是天地万物的基础”的意思。因此，陆贾的《道基》不能作为道家入门证，陆贾没有资格当汉代新道家。

有些人认为西汉董仲舒也是道家。董仲舒有没有资格当道家呢?他在汉景帝时研究儒家经典《春秋》，当了《公羊传》的博士。在对汉武帝策问中，提倡以孔子儒学统一天下人的思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2]，并在三篇对策中十九次提到孔子，还多处提到儒家经典《诗》、《书》、《春秋》以及《论语》。曾从董仲舒问学的司马迁把他列入《儒林列传》，班固《汉书》中称董仲舒为“群儒首”、“儒者宗”，是汉代著名的儒家代表。东汉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3]认为董仲舒是孔子学说的正宗谪传。南宋儒学大师朱熹称他为“醇儒”。后人还请他入孔庙陪祀。近代康有为说：“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若微董生，安从复窥孔子之大道哉”[4]依据董仲舒的学说，“窥孔子之道”，没有董仲舒的学说，到哪儿“窥孔子之大道”?董仲舒是汉代大儒，历代似无争议。如今有人提出他是新道家，理由是他说过：“天不变，道亦不变。”研究者认为这里的“天”和“道”都是道家的概念。因此，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的结果，确立了“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5]。董仲舒讲了“道不变”，就有资格当道家吗?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6]诸子百家各有自己的“道”，是互不相同的。道家的“道”是派生天地万物的宇宙本原，道家的哲学是“道一元论”；其他各家的“道”都不是作为宇宙本原的概念。这应该是道家和其他各家讲“道”的根本区别。 ．

陆贾提出“道本于天地”的思想，他说，“道不本于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听而不可传也，可口玩而不可大用也。”[7]就是说：道本于天地，是可言可行、可听可传、可玩可用的。董仲舒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圣人法天而立道”[8]。他们都认为天地比道更根本，哪有资格加入以“道为宇宙本原”为主旨的道家队伍?

二、一个概念可以确证道家吗?

这似乎也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而实际上已经成了问题。

学术界公认秦汉时代有个黄老学派，该学派主张自然无为。因此，有些研究者把“无为”这个概念作为黄老之学、秦汉新道家的标签。当然，提倡“无为”的思想家多数属于黄老学派，或者颇受道家思想影响者。但是，并不是只要一讲“无为”，就是道家。对于具体人物要作具体分析，注意考辨，谨防假冒。

例如上面提到韵陆贾，这是历代公认的儒家二他在《新语》中还写了一篇题为《无为》的文章。是否可以断定陆贾是新道家呢?这就需要深入了解一下。

陆贾《新语·无为》开头就说：

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绝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也，乃无为也。

首先，讲“无为”的，有道家，也有儒家。如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9]因此，讲“无为”的未必就是道家。

其次，黄老道家崇拜的是黄帝、老子，而儒家崇拜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陆贾讲“无为”，举的是舜，与孔子说法一致。说明他是继承儒家的“无为”。

第三，陆贾讲周公制作礼乐，也作为“无为”的典型例子。这也与道家无缘。因为道家反对“制作礼乐”，他们认为：“礼者，乱之首也。”五音令人耳聋”[10]。

第四，陆贾的理想是建立有威望的朝廷，“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而不是《老子》所向往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1]。

最后，陆贾《无为》是反对秦王的残暴、奢侈，提倡仁义、教化。最后引孔子的话说：“移风易俗，岂家至之哉?先之于身而已矣。”这是说，移风易俗，不是挨家挨户去做说服劝告的工作，而是靠自身的榜样力量。黄老道家的所谓“无为”是指不管事，曹参用“黄老术”就是“不事事”、“不治事”[12]，日夜饮醇酒，醉歌呼。谁劝他干事就要挨打。儒家与道家的无为有极大差别，不能混为一谈。实际上，儒家的“无为”是指“其身正，不令而行。”[13]

可见，陆贾讲“无为”是继承了孔子儒家的思想，而不是继承黄老道家的思想。因此，他虽然讲了“无为”，却不能证明他就是新道家。

又如，有的人认为精气说是稷下道家的“特产”，提到“精气”的书就一定是道家的著作。传统看法，《周易》是儒家的经典，《系辞》等十大传，又称“十翼”都是儒家的著作。最近，有的文章指出：《系辞》中的精气说乃是继承稷下道家的代表作《管子四篇》而来的，这是《系辞》之为稷下道家之作的第一个确证。[14]

讲继承，必须有先后的问题。据张岱年先生考证，《系辞》的若干章节，写成于战国前期。《管子》四篇写成，当在《老子》以后，荀子以前；而《老子》书应编成于战国前期。[15]如果张先生考证无误的话，那么，《管子》四篇不能早于《系辞》，至多同时，怎么能肯定《系辞》继承了《管子》四篇呢?

《系辞》中只出现一次“精气”这个词。即使按论者的意思，它继承了稷下道家的特产，那么，《系辞》引述儒家祖师爷孔子的话达二十多处，都是用来论证的，为什么不能证明它是儒家著作呢?

一般的情况，一个词刚开始使用时，用的频率较少，流行以后，使用频率就会不断提高。例如西汉董仲舒使用“元气”这个词较早，他只用了两次，到了东汉，“元气”流行了，王充使用“元气”不下几十处。据此，《系辞》用“精气”只有一次，而《管子》四篇却多次使用，是否可以证明《系辞》用“精气”在先·，而《管子》四篇在后呢?

孔、孟没有讲精气，老、庄也不用精气。“精气”一词没有学派性特征，不能作为学派的标志。“道”本来是道家的标志，但因道的内涵各不相同，只在特定的情况下才是道家的标志。另外，各家的思想交流、概念借用，是常有的事，不能据一两个词就可以确证哪个人、哪些书属于哪一家属哪一派。孔子讲正名，名家讲名实，名家不是儒家。荀子也讲名实，他也不是名家。

有的人说：《系辞》重占筮，先秦儒家则反对占卜，所以，《系辞》不是儒家著作。而《系辞》重占筮与田齐尚卜之风有密切关系，所以，《系辞》就是稷下道家的著作。

我们知道，《老子》、《庄子》都不讲占卜，而孔子及其学生还是讲占筮的。在儒家的经书《周礼》中就有《大卜》、《卜师》、《龟人》、《占人》、《占梦》、《冯相氏》等许多篇讲占卜的文章。《仪礼》、《礼记》和《春秋左传》也都讲占卜。难道这些也都不是儒家的著作，都是稷下道家的著作?奇怪的是，居然引《左传》记载占卜的事来证明《系辞》与稷下道家的关系；却说儒

家不讲占卜。难道说《左传》也不是儒家著作?另外，《左传》讲占卜未必都是田齐的事，很多是晋国的事，怎么能说讲占卜就与田齐有密切关系呢?再说，稷下是百家争鸣的地方，大儒荀子曾在那里三任“祭酒”。因此，田齐、稷下、占卜、黄老道家、儒家，这些并无必然的联系。占卜即使与田齐有点联系，也不能断定所有讲占卜的书都是与田齐有关系的，与田齐有关系的书，也不能说都是黄老道家的著作。《孙膑兵法》也称《齐孙子兵法》。《汉书·艺文志》列“兵权谋”十三家，有一家就是《齐孙子》八十九篇。颜师古注：“孙膑。”孙膑虽然是田齐时代齐威王的军师，并写有兵书，但孙膑及其兵书都难以列入稷下道家或者黄老道家。

《诗》、《书》、《三礼》、《春秋三传》都是儒家经传，都讲占卜，应该说占卜是儒家的传统，虽然不是优秀传统。引一两句话，就断言儒家反对占卜、与占卜无关，那是不妥当的。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证明以上这些书都不是儒家著作。关于影响的问题，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那只能是儒家的占卜传统影响了其他家，包括稷下道家。怎么能将讲占卜的儒家著作判给稷下道家呢?很显然，根据一两个概念，就判定哪一本书哪一个人属于哪一家，是很不可靠的。要通过全面考查、综合分析，才能作出切实的判断。

三、肯定道家一个观点，就能成为道家吗？

有一种相当奇妙的说法：“《系辞》中所表现的革新性、进取性及开放精神，也不是日愈衰退的鲁文化的产物，当是齐国社会文化背景的一种反映。”[16]

这里说的“鲁文化”就是指孔孟儒学。作者认为儒学在战国时代就是保守性、落后性和封闭性的，而且是日愈衰退的。我以为，这种判断是缺乏根据的。

管仲、子产都不是儒家。孔子赞赏管仲的功业，称子产为“古之遗爱”[17]。老子是道家创始人，孔子虽知“道不同，不相为谋”[18]，仍然虚心的向他问礼。他入太庙，每事问。向许多有知识的人学习，学无常师，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19]这难道不是“开放精神”?有什么封闭性呢?

孔子儒学在战国时代，风行天下，成为显学。经过秦火洗礼以后，到了汉代，跃居“独尊”地位，受到普遍的推崇。“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广”从汉代以后，孔子的圣人地位维持了两干多年。他不仅是汉族的圣人，同时也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圣人，孔庙有元朝和清朝皇帝立的碑。现在，他已经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圣人，而且也是世界共仰的圣人，被列为世界历史上十大思想家之一。

奇怪的是，影响如此深远的孔子儒学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怎么就已经“日愈衰退”了呢?“衰退”了两千年以后，儒学却更加流行起来，流传到更加广大的地区去。这一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呢?

儒学是不断丰富、发展的。孟子讲性善论是孔子所未言。孟子不失为儒家亚圣。荀子反孟子，提出性恶论，也仍是战国后期的大儒。汉代董仲舒“始推阴阳”，还是被史学家称为“群儒首”。宋代朱熹融合佛、道的一些思想还是公认的儒学大师。如果认为除了孔子的思想，都不是儒家的思想，或者把说了孔子没说过的话的那些人都排出儒家，那么，这就把原本开放型的儒学变成封闭型的，这种封闭性不是儒家固有的，而是后人着意强加的。另外，孔子儒家以博学著称，博学采于好学深思，来于学无常师。自然要吸收许多学派的思想。一个儒家如果学习了别人的思想，使用了别人创造的概念，就不算儒家，就是别的什么家。那也是人为地封闭儒家。封闭结果，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儒家。孔子讲“无为”、“正名”，按那些人的说法，也应该是道家、名家；孟子讲民贵君轻，违背儒家的尊卑等级观念，荀子讲“制天命而用之”，违背了孔子的“畏天命”思想。他们也都不是儒家。儒家是那么纯而又纯的“怪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哪有这种儒家?中国就根本不存在儒家!把儒家抽象化、概念化，以此来审查实实在在的人，那么，没有—个人是理想的合格儒家。这种思维方法经常出现在极“左”思潮统治的时代，是极容易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的思路。现实的冤假错案减少了，也不要在历史人物上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这是我的祈愿!

道家人物代不乏人，道家典籍也是汗牛充栋。仅《道藏》就有干余种，四千多卷。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任继愈主编、钟肇鹏副主编的《道藏提要》就是厚厚一大本，一千多万字。道家和道教的典籍还很多未被人研究，需要挖掘的、有价值的内容还多得很。我想研究道家道教的人是否可以在这些方面下功夫。精力用于把一个个儒家人物变为道家人物，一本本儒家著作变成道家著作，是否能建立起道家主干的地位呢?值得怀疑!从事“转化”工作，一方面浪费精力，—一方面制造混乱，我以为是不值得的。

注释

①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第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

②⑧《汉书·董仲舒传》
③《论衡·超奇篇》

④《春秋董氏学》自序，中华书局，1990年7月。

⑤周玉燕、吴德勤《试论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见《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

[6]⑨⑩《论语·卫灵公》

⑦《新语·怀虑》
⑩[11]《老子》

[12]《史记·曹相国世家》

[13]《论语·子路》

[14][16]陈鼓应《论《系辞传》是稷下道家之作》见《周易研究))1992年第2期

[15]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6月

[17]《左传》昭公二十年

[19]《论语·述而》

[20]《史记·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