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三十四

梁襄,字公赞,是绛州人。梁襄自幼是孤儿,由叔父梁宁收养。梁襄生性颖悟,每天记言论一千多字。大定三年(1163),考中进士,分配到耀州任同官主簿。三次被迁..州任淳化令,有优秀的政绩。考察认为他勤政廉洁被提升为庆阳府推官,又被召为薛王府的属官。

世宗打算巡游金莲川,有司已在办理,梁襄上疏极力劝谏说:

“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日久,五谷不能生长,郡县难以设置,这里自古以来是北部边沿荒凉无人管理的地方。气候特殊奇异,夏季中伏降霜,一天之中寒暑交替来到,这样独特的地方,和上京、中都都不相同,尤其不是圣上亲躬驾临的地方。凡是奉养的用具没有不是远路快速运送来的,翻山越岭,加倍费力费时。至于安顿宿舍的地方,军骑填塞,主客不分,马、牛跑出去难以赶回,藏匿逃犯别想抓获,抢夺劫掠,杀人奸淫,不能轻易禁止。公卿、百官、卫士当中,富贵的人仅仅住车帐,贫穷的人居住洞穴或露天之处,舆台皂隶免不了穷困倒毙,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人生病传染给众人,无辜的人夭折或伤亡与被刀杀有什么不同?这只是些细小的事故,更有比这些大的问题。

“臣听说高城、峻池、深居、邃禁,是帝王的屏障;壮士、健马、坚甲、利兵,是帝王的爪牙。现在行宫的所在地金莲川,没有高殿广宇城池的坚固设施,是废了帝王的屏障啊!披挂整齐常被坐骑的马,太阳暴晒,风雨侵蚀,臣知道这样的马必然瘦弱。防御进犯等用的军队,穴居野外,吃冷饭睡在严寒中,臣知道这样的军队必然疲劳生病。卫护皇宫周围的房屋才能容纳几个人?一旦久雨不晴积水十天,衣服盔甲弓箭刀沾湿柔脆,怎么能堪使用?这样就失去了帝王的爪牙了。秋季已到末期,秋将归去,人也已经疲劳了,马也已经瘦弱了,库存的粮食已空,贮藏的衣服已破,还将远征驾临松林,去进行打猎;在万事不测的地方行走,往来之间一走要超过一个月,辗转运输移动迁徙的劳苦更比以前加倍了。

“以陛下神武善骑射的本事,举世莫及,如果遇到衔橛之变、猛挚之虞,这些小事姑且放下不说。假设在行猎之际,烈风暴至,尘埃弥天,宿雾四散,举足不辨,以至于翠华旗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在道路中途狼狈不堪,卫士在队伍中参差不齐交错行走,圣上居于宫中设想这种情况难道不考虑戒备也不会后悔?神龙不可以失去住所,君主不可以轻率行动,这些都是良言。圣上所要莅临的宫殿,草长得大概尤其厉害,殿宇周围的墙垣只用毡布围成。押宿之官、上番之士,整日驱驰,加上饥渴,已经疲倦难耐。更不要说让他们彻夜巡逻警戒,露天值勤不能睡眠,人的精神有限,怎么能承受这些呢?虽然陛下使唤人他们高兴,辛劳而无怨言,如果不劳动他们做这些,难道不更好吗?所以作为人君的不能依赖人民没有别的心计,重要的在于将自己处在没有忧患的领域。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西夏,如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已亡辽国虽然是小国,仅仅因为得到燕地所以能控制南北,坐江山,直到宋朝交纳贡币。燕地历来是京都的首选之地,况且现在又有宫阙井邑的繁荣华丽,仓府武库的充盈殷实,百官连同家属都居住在燕地之内,与从前的陪京是不相同的。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隘,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王都所在处的千里地面,容易占领把守,皇天本来以此来限定中外,专为开创大金万世的基业而设置的。有什么办法,无事之日要到荒芜之地去居住,轻贱不应屈驾的圣体,喜好沙漠的微凉,忽视祖宗的大业,这是臣所惋惜的。再说圣上巡行驾临所经过的地方,山中小路艰险难修,森林峡谷雾霭笼罩不见日光,上有悬崖,下多深壑,堂上俯请鉴戒,不能不考虑。

“臣听说汉、唐的离宫,距离长安才一百里左右,然而汉武帝巡幸甘泉却中了江充的奸计,唐太宗在九成居住几次导致结社之变。太康在洛..打猎,后羿在黄河边抗拒而使他丧失了国家。魏帝在近郊谒拜祖宗陵寝,司马懿趁机窃权而篡国。隋炀帝、海陵王虽然恶贯满盈,哪个人敢议论?只因为离弃宫阙,远事巡征,灾祸才加速来临,这些都可以作为借鉴的往事。臣曾经论述过安抚民心,普济众人,唐、虞尚且难以做到。而今日的黎民百姓,仰仗陛下的英武,没有兴兵打仗的忧虑,仰仗陛下的圣明,没有贪官污吏的肆虐,仰仗陛下的宽仁,没有受刑挨罚的冤枉,仰仗陛下的节俭,没有频收赋税的繁琐,可以说是圣上做到了安济了。而巡游打猎纳凉的乐趣,是出于富贵之余的考虑,是静而思动,不像穿衣吃饭那样关系到切身利益而必不可少,取消巡游的行动是很容易做到的。唐太宗打算到关南,敬畏魏征而停止了行动,汉文帝想去霸陵,因为袁盎劝谏而立刻中止。所以陛下能做到唐、虞所不能做到的,却不能放弃中主所容易做到的,臣对此是不理解的。

“况且燕京的凉爽是济南不能比的,陛下视察济南期间,每当遇到炎热的天气就不离开府署,现在陛下居住的范围之内,台榭高耸明亮,就餐入寝肃穆清静,什么样的暑气能侵入这里?一些人议论说陛下往北巡幸时间长了,每年随驾出行的大小官员前歌后舞而归,现在再要出行,难道有必要非这样急于行动不可吗?臣愚蠢地认为后患生于不戒备的情况太多了!西汉推崇重用外戚,而发生了王莽的祸乱;梁武帝好收容叛变投降来的,而发生了侯景的变乱。如今陛下要用几年时间北巡,已经对无乱习以为常,不考虑后果,要前往不止,臣很是恐惧。有些事情明知不可行却贸然去做,那么有后患是必然的了。

“议论的人又说往年辽国的君主,春水、秋山、冬夏四时各有行在之所,秋冬避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年以为常,老人们仍然喜欢谈论他们,认为他们真正得到了快乐之趣,陛下是仿效他们罢了。臣愚蠢地认为对三代之政现在有不能照搬行事的,况且辽国过于崇尚这一套了。而且本朝和辽国王室情况不同,辽国的基业根本在山北的临潢,臣知道他们所巡游的不过是临潢附近的地方,也没有重山阻隔,冬季还是住在燕京。契丹人以追逐水草靠畜牧为业,以毡帐作为居室,迁徙无常,加上属地狭窄,礼仪器具特别简单,辎重不多,所以隔上三、五年才能走一回,也不是年年如此。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的燕京,怎么可以舍弃燕地而去山北呢?京都的人们居室是房屋,不便迁徙。今天我朝幅员万里,只尊奉一位君主,承蒙太平时间久了,各地制度不同,文物丰富面广,辎重浩繁兴旺,随着圣驾繁殖人口、聚积物力,超过了百万数目,陛下怎么年年能够出巡,拿自身的快乐,却每年使百万人拴在劳役上、伤在财物上,不得其所,陛下能忍心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在打猎合围的时候,麋鹿充满包围圈里,对大而壮的麋鹿才拿几十头来奉祭宗庙,其余的都放纵它们,不忍多杀。这样看来,陛下的恩惠可以到禽兽,却不到随驾远征的众多臣子庶民身上。

“议论的人说,前世遵守成法的君主,生长在深宫怕被风吹日晒,射箭、骑马都不会,志气萎缩懦弱,筋力拘谨柔弱,遇到祸患惧怕颤抖,往往是束手就亡。陛下考察上述情况,不怕辛苦自身,想远巡金莲川,到达松漠,名为坐夏围猎,实是服劳讲武。臣认为战备不能忘,打猎不能废,宴安鸩毒也不可怀,然而事贵适中,不可过分。现在过于防范骄惰的忧患,而先蹈万一有危险的旅途,与无病而服药有什么两样?况且想习武不一定要出关,涿、易、雄、保、顺、蓟等县境内地广而平,而且都是邦域之中,随时围田打猎,谁说不可以!伏地乞求陛下发出诏令,撤回往北驱驾的车马,堵塞去鸡鸣的路途,安然留在中都,不再往北巡幸打猎,那么宗社无限的安定,符合天下莫大的愿望啊!

“现如今四海之内安定图治,朝廷至尊威严,圣人做事,本来是臣下要顺从的时候,然而臣却以蝼蚁似的性命,进表危急恳切的建议,仰犯雷霆之威,身陷官吏的议论之中,轻则名位削除,重则身首分裂,若为自身着想,难道不太愚蠢荒谬了吗!只要陛下深谋远虑,不因为我个人这些废话,而以宗庙天下为大计,俯垂听取,则小臣平素的愿望得以实现,虽死犹生,其他不是我所期望的。”

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取消了这次出行金莲川的计划,并且晓谕辅臣们说“:梁襄劝说朕不要驾幸金莲川,朕认为他的意见是可取的,所以取消了这次行动。然而梁襄极力所说的隋炀帝因为巡游败国,不也是过分了吗!像隋炀帝这样的君主是由于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已经背叛了他,即使是不巡幸国家怎么能保得住?作为人君的只要能尽到做国君的责任,那么即使不时地巡幸一下,难道对国家会有什么损伤吗?治乱无常规,顾忌所采取的行动何至于像这样?难道一定要深处九重宫内便说是没有祸患,巡游的时候就应验祸乱的吗?”

梁襄由于这件事而以直言闻名。他被提升为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因为漏察宗室弈事而受牵连获罪,被罚一个月的俸禄。世宗指责他说:“监察,是君王的耳目,有了传闻即行弹劾是可以的。等到朕亲自发现了那件事,还要你监察干什么?”调梁襄任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不久,迁通远军节度副使,因丧事离职。服丧期满,被授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回避他父亲的忌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日韦、曹州刺史段铎举荐梁襄学问广博,熟习典故,可以出任礼官。转任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因为簸扬去俸粟中的糠皮杂物后责令仓典使赔偿,被按察司所弹劾,处他拿财务赎回俸粟。历任阝奥州刺史,直至迁升保大军节度使,逝世。

梁襄精通《春秋左氏传》,以至于对于地理、氏族,无不贯通。自少年成才至晚来尊贵,衣食常年简单平淡,然而舆论者却讥笑他太节俭了等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他性情沉厚,有远见,博学能诗,考取正隆五年(1160)进士第,调任诸城主簿。他由泗州榷场使补任尚书省掾,任兴平军节度副使,进朝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1184),世宗皇帝准备到上京,路伯达上书谏说“:人君以四海为家,难道仅仅思念旧地,让京城空虚而远行,这不是慎重的道理。”奏章被送上,但没批复。一年后,路伯达改任秘书郎,兼太子司经。当时章宗才开始上学,路伯达因为文章而知名,被选为侍读,不久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适逢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荐路伯达为行义,他出来后任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皇帝命令他与张行简进朝读陈言文字。

先前,右丞相完颜襄上奏把天寿节移到九月一日去庆贺,路伯达论述了它时间的不妥,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相刘玮及台谏也都说那样不行,下到尚书省议论,路伯达说:“皇帝初即位,应当施行正直、信用之道,今天改变生辰不正直,因为哄骗四方没有信义。况且祝贺又不适时,这是轻礼而重物。”因此陈述正名从谏之道。路伯达升为尚书刑部郎中。皇帝世宗问群臣“:方今用什么方法能使人民务本业、广储蓄?”路伯达回答说:“从现在开始宣布德行流传教化。请罢免境内打猎,扩大农业以督促本职,轻币重谷,去奢存俭,遵从时节耕种,像这样就不会有农不勤的人、粟不广的地。”此时,采捕禁严,从京郊至真定、沧、冀,北到飞狐,几百里内都为禁地,老百姓有捕杀狐兔的人有罪,所以路伯达逮捕他。路伯达多次升迁为刑部侍郎、太常卿,授予安国军节度使,不久,改为镇安武。

路伯达曾经出使宋朝回来,上交所得的二百五十两金,一千两白银以助边疆,上奏请求退休,还未来得及呈上就去世了。路伯达的妻子傅氏说到此事,皇帝表扬他的忠诚,赠授太中大夫,仍把金银还给他,傅氏哭着请求献给国家,未得到批准。先前傅氏因为路伯达曾在冀州进修学习,于是卖信都、枣强的田以供应他学习,有司全部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皇帝认为她很贤惠,赐号“成德夫人”。

路伯达的儿子路铎、路钧。路钧,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第,终于莱州观察判官。路铎最知名,另外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