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张行信传

张行信,字信甫,原名行忠,因为避庄献太子讳而改名。是张行简的弟弟。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进士,累官至铜山县令。明昌元年(1190),因为廉政被提升为监察御史。泰和三年(1203),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不久又签河东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皇帝在泰和殿召见他。张行信便向皇帝进言两件事:一是依照旧例调换吏官以除民害,一是徐、邳一带土地适宜种麦,收粟时应当允许他们交纳麦子使民众便利。皇帝同意他的建议,让尚书省商议后实行。

  崇庆二年(1213),任左谏议大夫。当时胡沙虎已免职为民,但他仍贿赂朝中权贵,想要重新起用。满朝官员没人敢表态。张行信便上奏说“:胡沙虎为人残忍凶狠,骄横跋扈,献媚于近臣,妄图让他们加以称赞。自从被罢免以来,士民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如今如再任用,只怕为害更超过往日,况且还会有比这更加利害的事情。”他接连上书奏告,但没有回音。当胡沙虎弑君谋逆时,人们都替他担忧,而张行信坦然自若,不以为意。

  当年九月,宣宗即位,改年号为贞..。张行信因为当时没有立皇太子,没有能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上疏说:“自古国君即位,必定立太子作为储君,必然下诏布告中外。我私下见皇长子每当到朝廷的时候,用的是东宫的仪仗和护卫,可是到殿堂时,又和诸王排列在一起。况且已经任命了侍臣,可是至今却没有定下礼节,可说是名不正而言不顺啊!在汉文帝元年,首先就立皇子启为太子,这是用以表示尊从祖先,注重社稷。希望陛下能和大臣们详细商议,斟酌前代的故事,早下明诏,以确定其地位,谨慎地选任官员,辅佐他成为有德行有器度的继承人,那就是天下的大幸!”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胡沙虎被杀后,张行信上密封奏书主张端正刑赏之事,有关言论记载在《胡沙虎传》中。他又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难以得到合适的将帅,请陛下让重臣各举荐所了解的人员,如果确是可用之才,立即加以召见,公开奖赏,让他们自愿报效国家,必定有舍命报国的人。以前李牧在当赵国将军时,军功爵位封赏都能自己做主,出兵进攻退守等不需听从朝中复议,因而能够北破大敌,西抑强秦。现今任命将领如果不再采用条文旧法将他们约束,由朝中意旨来牵制他们,而是委以全任,责其成功,让他们能够全部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则克敌恢复国土的功业可望有成了!”皇帝赞许他的意见。这时刚刚提拔任用王守信、贾耐儿当将领,他们都是鄙俗不堪、不懂兵法律令的人,张行信担心他们贻误国家大事,便上疏说:“《易》中写道:‘开国和继承大业,小人不可任用。’这是圣人用以警戒后世的,话说得这样严厉。如今大兵纵横遍地,人心惶惶不安,抵抗敌军兴国理政如非贤能而有智慧的人是难以成功的。狂滥庸俗之辈,承蒙提拔,参预机要大事,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于是,皇帝把他们都罢免了。

  代理元帅右都监皇族讹可率兵五千人到通州护粮,遇到敌军立即溃败。张行信上表奏道:“领兵之道,无过于赏罚二字,当派兵对敌时必须让他有所思慕而乐于前进,有所畏惧而不敢后退,然后将士听从命令而功业可成。像讹可败退,就应当公开明确他的罪责,朝廷如果加以宽容,一点不追究,我担心领兵之道未能尽用了。”朝廷下诏回报说“:你的意思已经清楚,讹可等人已经下狱治罪了。”

  当时中都受到敌军威胁,朝廷刚刚派使者前去议和,统率军队的人畏缩不敢出战,说是“担心破坏和议”。张行信上书进言说:“和跟战两件事情本不相干,派出的使者专心于议和,领兵的人要一心考虑作战,怎么能以议和作为不战的借口。自从崇庆年间以来,都是因和议而误事,如果我军肯努力作战,略略打败敌军的锐气,那么和议的事早就可以成功了。不久前北方使者前来,但他们的军队仍然攻破东京,入侵河东。如今我方的使者刚派出,将帅们就马上按兵不动,这对和议是毫无益处的。形势越是危急,粮草就越是困难,和议能否成功尚未可知,怎么能够闭门坐守待毙呢?应当乘兵马还强壮的时候,挑选精兵猛将,防卫运输通道,往来和敌军作战,稍微挫败敌人,那么附近储存的粮草就能运进京城,和议也就不用多久就能成功了!”皇帝知道他说得对但却不能实行。

  二年三月,因为朝廷搜括民间的存粮,张行信害怕失去民心,便上书说“:近日朝廷命令知大兴府的胥鼎根据方便的办法筹划军粮,胥鼎便奏请允许人们交粟米买官。接着又派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搜括官员和民众的粮食,每户存粮两个月,其他全部交给官府,用官爵品级银钱来作为报酬。当时有粟米的人有的已经报数字给了胥鼎,但还没来得及送到官府。奥屯忠孝想多搜粮食来表明自己功劳大,凡是胥鼎已经记载上的数字他也不扣除,民众甚为痛苦。如今米价飞涨,无处可购,民众所存的两月粮食又被夺走,他们将不单归罪于有关方面,也要埋怨朝廷没有明察。大兵已经压境,人人已觉危险,如果再干这种不该干的事,只怕会发生其他变故,那就得不偿失了!”皇帝十分赞同他的话,当即命令近臣前往审视并加以处置。皇帝对奥屯忠孝说“:我已深知你尽心国事,但国家目的是要得到一部分粮食,如今粮已获得,就暂且让民众自行安排吧!”四月,任命张行信为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代理本路宣抚副使。他将要离京时,请求入见皇帝,皇帝在便殿接见了他。他上奏说:“我观察奥屯忠孝这个人虚伪不忠,遇事惨毒残酷,和胡沙虎是同党。”他历数奥屯忠孝的罪状,并且说:“平时无事还容不得一位宰相是没有才干的,何况如今正是多事之秋,能够让这样的人参政吗?希望能立即罢免他。”皇帝说:“我刚即位,选用和罢免大臣应当合乎礼节,你可以告诉他的亲信,转劝他辞去就行了。”张行信便告诉了右司郎中把胡鲁让他转告奥屯忠孝,忠孝却不在乎。

  三年二月,改任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刚到任,便上书奏四件事,其一是说:“杨安儿贼党早晚就可以抓获,不须忧虑。今日急务,在于收用民心而已。以前官军讨贼,不分好坏,一概杀掉,抢劫财产,掳掠妇女,这就更让居民怀疑和害怕,逃走聚集山林。如今应当明令有关方面,严加管制,不让劫掠平民百姓。这样百姓安心,坏人的诈骗和威胁就不起作用,他们的实力就大减。”其二说“:自从兵乱之后,郡县官吏豪族,大多能够纠集义兵,攻打土匪,朝廷虽然委任他们本地的职务,但不久又派人代任。那些旧官员是当地民众所一向信服的,而新派去的人却未必有才干,危急之时,就会引起事端坏了大事。从今以后,郡县缺少官员,请让尚书省在选人时特别注意,原官吏能使民众感到方便和安定的,就让他们延长任期,如果因为资格品级不够,就先让他们代理,等有功绩以后授予正职,这样才能人尽其才,事情也就容易成功。”其三说“:目前掌管军队的将官勇敢善战的十人中没有一两个,如有敢于作战的人,就应当督责他们建立功勋,不应当任命他们担任其他职务。”其四说“:山东的军需物资都是出卖爵位获得的,可是当这些人带着证书请求任职时,选用官员的选曹往往以有的等级不应当出卖为理由来驳回他们。卖爵位不合适,这是有关方面的罪责,他们个人有什么责任?况且山东为海岱重地,群寇尚未讨平,田地无所收获,仓库毫无积蓄,一旦军饷不足,要再卖给爵位,还有谁肯相信?”朝廷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八月,召回任吏部尚书。九月,改任户部尚书。十二月,转任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四年二月,任太子少保,兼以前的职务。这时,尚书省上奏说:“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进言,参议官王浍曾说,本朝是高辛氏、黄帝的后裔。原来汉代始祖陶唐氏,唐朝先祖老子,都被立庙祭祀。我朝至今已有百年,不替黄帝立庙,岂不是有愧于汉、唐吗?”又说:“本朝刚刚开始兴盛时,旗帜为赤色,这是因火德而兴是很清楚的。主德的祭祀,缺而不论,也不合礼经里重祭祀的意思。这是我听王浍所说的,请朝廷商议这件事。”皇帝诏问有关部门。张行信奏道:“查《始祖实录》,只说是从高丽而来,并没有听说出于高辛氏。如今据其所说要建黄帝庙,黄帝为高辛氏的祖先,借以绍继,那就应当是木德,而今却说是火德,又从何而言呢?况且建国初期太祖有遗训,因为完颜部崇尚白色,又取金之不变色,便以大金为国号,并没有议及德运的问题。近至章宗才聚集百官商议,而以继承被灭的宋国之后,定为土德,并用以告祭宗庙诏示于天下了。可见王浍所说是狂妄无知。”皇帝赞同他的看法。

  八月,皇帝准备祭祀太庙,下诏依照世宗所定的十六拜的礼仪。张行信和礼官们一起参议确定了礼仪的制度,上奏说应当采用四十四拜的礼节,皇帝表示赞赏,奏言记在《礼志》中。祭完,赐给张行信宝券二万贯、彩锦十端,并对他说:“太庙拜礼,我原想依照世宗时的实行的,您所进的奏章,详细叙述了各室宣读祭文的情况,十分有理。如果不是你进言,我差点失礼了,所以特别奖赏你。从今以后,各事更应当尽心。”当年十二月,张行信因父亲张日韦去世而离职。

  兴定元年(1217)三月,起任恢复旧职,代理参知政事。六月,正式拜任参知政事。当时高琪当丞相,专权用事,恨那些不依附他的人。衣冠士人动则遭他侮辱,唯独张行信多次引用旧制尽力反对他的胡作非为。适值宋兵入侵边境,朝廷商议派使者前去详问原因。高琪等人认为是有失体面的事情,唯独张行信上奏疏说:“如今有人认为派使者不合适,我十分疑惑。评议人的理由不过是说:‘派使者就是先表示软弱,对方或者不回话,或者回话了却不逊,这样就更加丧失国家的体面。’我独不以为然。对方乘我方有机可乘前来挑衅,几次大肆入侵掳掠,边臣用兵打退了以后又重来,我方作为大国不以言辞责问而用兵对抗,难道就不是示弱吗?至于责问之后不回报,或回报却出言不逊,理屈就在于对方,对我有何损害?过去在大定初年,对方曾经不肯顺从,世宗虽然派遣丞相乌者到汴京设立行省,实际上又命令元帅撒合辇先以言辞责问,对方便表示伏罪。后来宋国国君夺去国书,朝廷又准备派兵问罪,丞相娄室独自认为不行,当刑部尚书梁肃奉命前去时,不久对方也就屈服了。在章宗时期,是最为猖狂的,尚且先以理责问然后用兵。可见派使者详问正是国家的惯例,有什么失国体可言?况且目前国家多难,戍兵为时已久,不想法让他们休息,怎么取得民力?我是一个书生没有什么高明的办法,但办事应当珍惜机会,不敢不竭力陈述自己愚暗的想法,请陛下明察。”皇帝又让尚书省商议,高琪等奏道:“张行信所说,固然是遵循旧例,但今天的事情和过去不同。”皇帝下诏让暂时等一下。后来,高汝砺也上奏说先派使者不合适,这个动议便停止了,高汝砺的话记在《汝砺传》中。

  当时监察御史多被判罪,张行信便上奏道“:大定年间,监察御史有罪大抵收取赎罪费,或者夺去俸禄,重的降任外地职务而已,偶尔有被判决的也是有其他原因才这样。当时的辅政大臣程辉已经当面争议认为是不适当的。朝廷又有旨意,监察的职务主要是弹劾官员,看他们是否守法,并非凡失察的都是这样。近来也不问事情的大小、情节的轻重,一概判决,认为是大定以来的规矩,先朝的明训,太过分了。”于是,诏令尚书省重新确定监察的罪名制度。

  史馆编修《章宗实录》,尚书省奏道:“旧规定,凡修史,宰相和辅政大臣都参预。但由女真和汉人各出一人。崇庆年间,既由参知政事梁王堂兼管,又让翰林承旨张行简同管,这是因为张行简家学相传,多有考据。如今修《章宗实录》,左丞高汝砺已充当兼修官,应当让参知政事张行信同修,如同张行简的时候一样。”皇帝批准。

  二年二月,出任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皇帝对他说:“当初,我因为朝臣们大多称赞你的才能,因此让你参预机要大事。可是你在朝廷商议时,总是不按正道,乱提异议,很不合为相之道。又听说你近来不把正经事情放在心上,莫非是想分裂土地的缘故吗?如今任命你这个职务,你应当知道原因。”起初,皇族的合周逃避敌军不敢出击,并且假称是秘密收到朝廷的旨意,被逮捕入狱以罪该杀。众皇族都上奏章表示不同意见,并请求赦免,但皇帝不从,高琪认为自古以来犯了法没有因哀告而免除的。张行信却说“:事不论古或今。不过合周平时一向忠孝,也许可以宽免他。”又因当时张行信的族弟张行贞居住在山东,接受了红袄贼的任命,枢密院收到宋国来书,其中有牵涉到张行信的事情,所以让他离开朝廷。张行信的儿子张莒,当时任尚书省令史,朝廷也让另行任用。

  起初,张行信进言说:“依今日的法令,官员犯罪,多依照法律判决。我见大定年间世宗下旨,官员犯有故意违反圣旨的罪,徒刑、杖责并判决。可是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有关部门定罪,都不曾引用,这也不是经久而成惯例之事,请详加论定。”张行信离开朝廷以后,皇帝将这份奏章交给尚书省。这时,宰辅们上奏说“:从今以后,凡因违犯所奏条款所指明各项规定的,应当判为违背皇帝圣旨罪的,他们判徒刑年限,责打的次数可允许赎罪。特别送去了诏令圣旨而故意违背的,依照大定年间的条例执行。”皇帝批示同意。张行信离开朝廷不久,皇帝曾经对宰臣们说“:自从张行信被降职之后,你们便闭口不说话了,这极不应该。张行信的事情,你们都是很清楚的,哪里是因为进言的缘故?从今以后应当言无不尽,不要有所畏忌。”

  张行信刚到泾州,立即上书说:“马匹是军队的根本,如今战事不止,马匹不可延缓办理。我自到泾州,听说陕西的豪强大都去河州买马,转卖到内地,获利百倍。当见到省里派去的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到洮州买马时,用百铤的银子买到近千匹马,他说在生羌、木波各部,蕃族人家养了许多马。以前由于派去的官员或者故意压价,或者仗势抢夺,因而产生不和,而且常受到银子少的限制,所以难以多得。又听说蕃地今年秋收不好,需卖马得银买粟米。冬春之际肯定缺少食物,马价很低,请让有关方面运银和粟米到洮、河等州,选派熟悉蕃邦情形,通达而能随机应变的像桓端这样的人去购买和交换。如果用银万两,就可以得到良马千匹,机不可失,请朝廷尽快考虑。”

  他又说:“近来沿边的将士们立功,朝廷派使者前去宣旨,赐给官爵,他们无不感激皇恩,愿出死力报国,这也是激励他们的好方法。可是,他们赠送使者的或者马匹,或是金钱,成为惯例了,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大定年间,曾经制定送给宣读圣旨的使者礼品时,凡五品以上官员都有规定的数目,后来竟然废止了。何况目前时局和过去不同,而那些受封为六品以下以及只是散官的人也免不了送礼,有的没法备办礼物,便向部下收取来应付,甚至有人因此犯了罪。那些将士们拼命立功,朝廷刚给予赏赐官爵,而他们又要因送礼物而发愁,这哪里是朝廷的本意?请令有关方面依照大定年间规定,参考目前时局,明确规定数目一律等同,让他们收受之间有限度,这样无伤大体,而上下齐美了!”

  又说:“近来听说保举县令,特别增加他们的俸禄,这也是朝廷对民众的善意。然而从潼关以西,至今还没有到任的,远方的民众不能总是没有指望,难道是举荐的人数少,因而不足吗?请诏令内外官员,增大选举范围,以补其缺,让天下人都得到好处。况且县丞、主簿、县尉也都是接近民众之官,却独不增加俸禄,他们既然不够自给自足,又怎么能禁止他们侵占和牟利呢?有人认为国家经费正紧张,不应当乱花钱,这是很不对的。给官吏俸禄丰厚,正是要让他们不侵扰民众,民众安宁国家就安定,怎么是乱花钱?假如能够裁减那些机构中无事无用的官员,不养那些毫无用处的人,又何必担心费用不足?如今一个人当兵,全家都由国家供给,军人死亡后,又供给他的子弟,以激励军心,为国尽力。至于没有男丁的家庭,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仍然供给,这是什么原因?自从皇帝车驾南巡以来,已负担几年了,都张着嘴等吃饭,农民就要受困。国家时常担心存粮不足,这也是因为赡养这些老幼几千万人,多人求食,白费的金钱也正在于此。如果立即停止供应,恐怕流离失所,但应当规定时间,让他们各自想办法,到规定期限便停止供应,他们又有什么可说。”皇帝大多采纳他的意见。

  元光元年(1222)正月,升为保大军节度使,兼任..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任静难军节度使,兼..州管内观察使。不久,告退离职。哀宗即位,召用旧官员,起用他为尚书左丞,他奏事已略不如以前那样,名望也有所降低。不久,又请求退休回家,日常只是抄书教给子孙们,并在汴城东面修建园林,建一座亭子称为“静隐亭”,他时常跟侯挚等人在里面游览吟咏。正大八年(1231)二月乙丑,死于嵩山的崇福宫,当年六十九岁。他初次游览嵩山时,曾经说:“我多想主管这座山!”果然死在这里。

  张行信为人品德纯正直率,不喜欢粉饰自己,虽然两次担任丞相,却依然像没有当官一样。他遇事敢于发表意见,无所畏惧和避讳,每次在皇帝面前奏事时,别人都替他捏一把汗,而张行信坦然自若。他去世时,即使是平日非常嫉妒他的人,也在说一个正派人去世了。初到汴京,他父亲以御史大夫之职退休时身体还很健康,他的哥哥张行简任翰林学士承旨,张行信任礼部尚书,各子侄当中许多人中进士当了官,这是当世所未有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