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胥鼎传

胥鼎,字和之,是尚书右丞胥持国的儿子。大定十八年(1188)中进士,当官以后被称誉,认为他很有才干,累迁至大理寺丞。承安二年(1197),胥持国去世,他离职守丧。四年,尚书省起用他任著作郎。皇帝问:“胥鼎原是大家子弟,他的才能怎样?”宰臣们奏道“:他为人很有才干。”皇帝说:“著作郎职务清闲,但因现在没有其他缺任职务,暂时先授给他。”不久,迁为右司郎中,转工部侍郎。泰和六年(1206),胥鼎提出了急速转送公文的办法,皇帝听从了,当时人都觉得很方便。至宁初年(1213),中都被敌围困,他由户部尚书而被拜任参知政事。

  贞..元年(1213)十一月,出任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还没有到任,又改任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二年正月,胥鼎因为见在京的贫民许多人缺少食物,应当设法拯救,便奏道“:京师中官民如果有能力赡养穷人的,应当根据所赡养的数量升官授职,以示鼓励嘉奖。”于是确定了临时卖给官爵的各种条例和规格,例如晋升官职,允许正在服丧的人参预举试和任职,官监户可以成为良民之类。得到粮草各有一定数量,救活了许多人。四月,拜为尚书右丞,仍兼知大兴府事。五月,宣宗准备南迁,把他留下任汾阳军节度使,兼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改为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代理宣抚使。

  三年四月,他进言有关国家利害要事十三项,如积蓄军用物资、防守黄河、选官审案、挑选将领训练士卒、钞法、版籍之类,皇帝颇有采纳的。他又进言:“平阳一年间多次受兵,人口散亡,楼橹修整未完,衣甲器械极少,仓中没有两个月的存粮。夏田已被乱兵践踏,又不下雨,难以秋种。虽然有一些想恢复旧业的残余民众,也都是老幼之辈,没有能力耕种,又怎能征收足够赋税?近来听说北方的刘伯林在野狐岭聚集兵马,准备入侵平阳、绛、解、河中各州府,直达河南。作战日期已近,物资储积未备,不加快筹备,实在关系到社稷生灵的大事。请求降给空名委任书一千、紫衣的法师德号度牒三千,以补充军需。”皇帝说:“胥鼎所说的很对,有关方面立即如数送给他。”

  七月,就任本路宣抚使,兼以前的职务。朝廷准备调用代州守军五千人,胥鼎上奏说:“岭外军队都已南迁,代州是边境要塞,正应当增派军队防守,如今再减少兵力,一旦敌人到达,怎么处理?平阳是以代州作为防线的,怎能撤走?”尚书省上奏说应当听从奏请,皇帝下诏同意。胥鼎又说“:近来听说朝廷下令让我清野,我深思我所统领的是河东南路,太原是属于北路,敌人大兵如来,必定先经北路,所以清野应当先北后南。况且北路庄稼早熟,田野既清,敌军掠夺不到东西,其势头自然停止。不然,南路虽然清野,而粮草贮存在北边,这是资助敌军并招他往南来。我已送文书给北路宣抚司了,请再下诏书告谕。”后来,敌军果然出境,皇帝下诏奖赏并对他说:“卿以文武之才,身负兵民重望,镇守一方,巩固边防,释朕之忧,谁如卿之用力?望益增忠勤之节,以收缓静之功,切望用心,将有后宠。”不久因他能设方略以退敌军,进官一阶。

  十月,胥鼎上奏说:“我们统领的义军,都是一向弃本趋末、勇猛凶狠、盗窃亡命之徒,如无训练和统率官员加以管制,就会结朋聚党,无所不至。请允许我根据情况能够任命总领义军使、副使加以管制,仍按每五千人设一位训练官,这不单可以防止他们无事生非,使之有所忌惮,并且让他们武艺精熟,人各为用。”皇帝表示同意。

  四年正月,敌军大兵入侵霍、吉、隰三州,后来又用步骑兵六万人围困平阳,强力攻城十多天,胥鼎派兵多次击退敌人,并上奏说:“臣根据情况需要而设立了赏官制度,预先张贴文告,招回了被胁从的人员七千多人,后继而来的又有六千多人,都让他们恢复本业。我私下认为,凡是被俘未归的,更应多方招降劝诱,已归来的随便他选择居住的地方,给予优待和抚恤,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皇帝同意。二月,拜为枢密副使,代理尚书左丞,在平阳设立行省。当时,胥鼎正上表请求退职,皇帝不允许,因而加拜,并派近臣对他说“:卿父子都是朕所深知的,以前你担任执政时,因为有人进言,所以将河东的事务委任给你,果然能够尽力以保无事。如今国家多难,不是你又有谁能依靠?你求退容易,但能够不考虑国家大计吗?如今特授此任,很快又要秋防,更应全心全意。”

  当时规定河南的粟麦不让贩运过河,胥鼎上奏说:“河东多山险之地,平时人力已全用上,可是到夏秋粮食收成时,仍常靠陕西、河南交通贩运。何况如今多次遇战争,农民越来越少,而且又少雨雪,缺粮严重。又解州驻兵很多,存粮只够一月。我见陕州大阳渡、河东大庆渡口都在拦阻粟麦,不让运过河来,臣担心军民不安,因而产生内乱,希望朝廷听任他们贩运,以解解州的危急。”朝廷听从了。

  他又上奏说:“河东兵乱之余,疲民稍得恢复,但人丁和耕牛很少,难以耕种,又加干旱和蝗虫,而粮饷所需,征收急迫,贫困无依者都已缺食,富户有旧藏的也都被盗挖去,绝无幸免者,这种困乏也已到极点了。有关方面应当请示朝廷降旨安抚,以求安定民心。而潞州帅府派遣官员到辽、沁各郡搜括余粟,并悬布告重赏告发的人,州县官员害怕帅府,对民众鞭打枷锁,各地骚动不安,十分可怜。如今敌军已退,应当精减多余兵员,节省费用,招集流亡者,劝他们农耕。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让浑身创伤的民众更加遭受苦难,这是敌兵未到而自己先已无力了。请朝廷尽快制止。如果军费确实缺乏,以恩例劝民交粟封官,不是强于硬搜民粮吗?”又说:“霍州的回牛、凤栖岭各关隘,戍兵将近四千人。如今敌兵退去,农时方紧,我请求只留下少量侦察防守人员,其余全部送回,有情况时再召回。这样既休养民力,又省县官,万一敌军来时,也足以抵御。这是办一事而获两利,臣胆敢申请。”朝廷诏令立即实行。

  又进言说:“河东两路农民越来越少,而士兵越来越多,所以每年军粮总是苦于接济不上。我见潞州元帅府虽然设立卖官爵的恩例,但条目很少,未能尽到劝诱的办法,所以进献的人没有几个。应当增设条目,如同在中都时一样,仍允许各路宣抚司都能出卖,大约就能多得贮存的粮食,以应救不足。”于是,尚书省另定条例上奏后实行。

  又说:“交钞贵在流通,如今各路所造的不够所出的,如果不想法收回,将会因缺少而误事。应当让行省行部估量民力进行征收,以补军用。河中宣抚司也因宝券支出已多,民众不以为贵重,请查验民众贫富情况加以征收。虽然这样,陕西如果也同样征收,那么他们那里原有的就将越来越多流入河东,这样和不征收时又有什么不同?况且河北的宝券不允许在河南流通,因此就愈加流通不畅,将会误了军粮需要并且引起事端。”当时,因为河北的宝券被商贩们带到河南使用,导致物价上涨,暂时限定在各路分别使用,由于胥鼎上奏,于是停止限制。

  又进言“:近日朝廷命令挑选义军分为三等,臣即下文书通知各方,而潞州统帅必兰阿鲁带说‘:自从去年初次设置帅府时已经挑选查验了本军,除去多余无用者,现已确定分部,上下相亲,所以能够所向成功。现有的都是经历血战的剩余部分,屡试可用者。况且他们又是父子兄弟,能自相救援,各顾本家,同心协力,不可分离。今如必定要分开,将会因相互交换而互不相识。国家粮草常常担心接济不上,怎么能容易假冒,但本府军队不至于如此。何况潞州北面便是异国,经常备战,事务繁杂,而将他们分别开来,那些居于中下等的都将会挫伤锐气放松戒备而难以使用,我还担心敌人因而可以测知我军虚实。况且义军大都是农民,现已分散各回本地,抢跟农时,奋力耕作。如果召集起来,动则至少十天,农事荒废而岁收就会失去了。请听从本府所定,不要轻易变动。’臣十分赞同他的意见。”这时,阿鲁带的奏章也已送到,朝廷便下诏应许了。

  又说“:近日侦察得知北国军队驻守在同州、耀州,我私下担心会隔断我军东西往来的通道,便委派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带领军队救援,如今北军即将叩关而入了,臣前些时候曾奏闻朝廷,北兵不仅要进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我虽已移送公文给陕州行院和陕西邻地,都让他们安排防备,但恐怕未能立即遵从实行,请诏令河南行院统军司,商定防备之策。”皇帝将奏文送给尚书省,宰臣上奏说:“敌军已越过关城,只能严格督责所派遣的元帅大臣们前往迎击,并命令胥鼎增派军队渡河以牵制敌军左右。”皇帝同意。不久,胥鼎听知大兵已越过关塞,便急上奏章说:“臣蒙受国家大恩,位居枢府,凡有战事,都应自任。今兵入河南,将至畿甸之地,我岂能安守一方,坐视朝廷急难,而不思奋力以稍微减轻陛下之忧。去年颁布圣旨,以前次都城受围困而四方没有前往救援为恨事,明令将帅,如京都有警报,立即各领兵救援,如有不来的自有正常处罚办法。臣已奉诏,先派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渡河前往潼关、陕州,臣将亲自率领平阳精兵直达京都,和王师会合。”又奏说“:京师距离平阳有一千五百多里,如果等朝廷命令再计划入救,必须三十天才能到达,能不失去战机吗?臣今已身先士卒,以双倍的速度日夜兼行了。”皇帝赞赏他的忠诚之心,诏令枢密院督责军队接应。

  起初,胥鼎因为准备率兵救援京都,上奏请求委任知平阳府事王质代理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代理元帅右监军,以镇守河东,皇帝同意了。这时,胥鼎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兼枢密院副使。当时,敌军大部队已越过陕州,从函谷关以西都排列营寨,连绵几十里。胥鼎担心敌军在近期内进逼京城,便将河东南路的怀、孟州的军队共一万五千人,由河中入京救援,又派遥授河中府判官的仆散扫吾出带领军队直进陕西,合力抵御。他还担心北兵扼守黄河,传送檄文到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让他们相互会合军队成为夹击敌军的态势,后来,北兵果然从三门峡、集津渡河北去。

  胥鼎又上奏说:“自从战争以来,河北军队溃散,人口逃亡,还有山西、河东的老幼,都迁徙到河南,在各处侨居,失去本业,容易民心动摇。我担心有关方面乱分彼此,或者强迫迁移,以致不得安居。如今敌军兵势日盛,将至京都的畿甸之地,如果敌人引诱这些失去本业的民众作为向导,或者强迫他们攻城,岂不是增强敌方实力。请朝廷派出官员前往安抚慰问,并命令各地方严加防范,也许不至于发生事端。”皇帝听从他的计议,委派监察御史陈规等人充当安抚捕盗的官员,巡察各郡。敌军回至平阳,胥鼎派兵对战,敌军失利而去。

  兴定元年(1217)正月,皇帝命令胥鼎选派三万五千名兵士,交给陀满胡土门统率西征。这时,胥鼎驰奏朝廷,认为不合适,大意说:“自从北兵经过之后,民众食物不足,兵力不全。如再出兵,不仅运输辛劳,民众又将流亡,更加流离失所。如果宋人乘机而动,又将如何对抗?这是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大计。如今的势态,只能防御南方,西征还不能考虑。”因而停止这次行动。当月,进拜为平章政事,封为莘国公。他又上奏说:“臣近日派遣太原、汾、岚的官军准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将情况告诉我,极力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计谋。臣愚昧无知,认为德升所说的是可取的,大胆详细奏闻朝廷。”皇帝诏令交尚书省商议,言论载于《德升传》中。三月,胥鼎因为祖父名章,请求不担任平章政事职务,诏令不从。

  朝廷又下诏命令胥鼎领兵攻打宋国,并且让他不再进言阻止既定的方略。胥鼎已经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然后上书说“:我私怀愚念,不敢缄默,特分条陈述利害奏闻。以前在泰和年间,曾经南征,当时太平日久,百姓富裕,马蕃军队十分精锐,因而是万全之举,然而仍很快就言和,以息兵为要务。大安之后,北兵大举入侵,天下连年骚乱不安,而军马的气势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至于各种器械之类也多有损坏,民间差役繁重,越来越加疲乏,而天天出动军队,远近动荡,这是未捉获一个敌人而自己受害者众多了,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今年西、北两处军队没有入侵的警报,这并非他们害怕不敢动,想是因为去年刚北归,暂且休养生息,否则的话就是其他部落相攻,无暇顾及我方。如果听说王师南征,乘机并至,我方虽有潼关、大河之险,实不足依靠,这样三面受敌,首尾难以相救,能不留为后悔的原因吗?这是二不可。凡兵称雄于天下的,必定兵马精锐强壮,器械犀利,况且要出其不备然后才能取胜。宋朝自从泰和年间重修旧好以来,练兵积粮,修建营垒,至今十年了。又车驾迁到汴京更加靠近宋国边境,他们必定朝夕忧虑恐惧,尽力设防。况且听说王师已从唐、邓出兵,必定迁移民众渡江,在各处清野,只留下空城,使我军一无所得,徒自辛苦耗费,究竟有何益处?这是三不可。宋朝是我国的世仇,近年并非没有恢复旧疆域、洗刷以前的耻辱的志向,只是畏惧我方威力,不能探知虚实,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如今我军都是山西、河北无所依靠的流民,或者招回的逃兵,胁从回国,大抵是乌合之众,一向未经训练,而立即让他们作战,怎能保证必胜?虽然占领宋域,内无储蓄,又怎样防守?以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深入敌人境内,进得不到食物,退又无处掳掠,他们必将又逃跑啸聚山林,成为心腹之患,这是四不可。发兵征讨,需靠敌方粮食,这事不能必得。随军转运粮草,又非民力所及,沿边民众虽有产业,而赋税差役十分繁重,已不胜困苦疲乏。又凡是失去家业寓居于河南的,大多数都衣食难以自给。受到贫困的逼迫,盗贼就会产生。如果宋人暗中招募,以厚利引诱,让他们充当向导,待我不备突然入侵,则内有叛民,外有劲敌,就不容易战胜了,这是五不可。今春耕将近,如进兵不回,必误农时,因而也耽误秋天防御所用物资,这是社稷大计,岂止是疆场上利害而已,这是六不可。愚臣认为只应当挑选一批有才能敢于作战的将士,分别布署在靠近边境的州郡,敌人来时就追击,敌人退却就努力耕田,以增加储备。如能做到,士气越增强,民心越稳固,国家富饶,自然能够恢复先朝基业,完成中兴功绩,一个区区宋国何足担心不能平定。”诏令交付尚书省。宰臣们认为各路军马既已前进,无可复议,停止讨论。

  后来元帅承裔等攻取宋朝的大散关。皇帝对胥鼎说:“所得的大散关,能保就保住,不然就烧毁后回兵。”于是胥鼎上奏说:“臣近日派官员询问各帅臣,都说从散关到蓦关诸关隘,距离很远,中间堡垒相望,如要分别屯守,没有万人不行。而又有恒州、虢县所属几处关隘,宋兵均固守如旧,危急时又必然要分散关的兵力,留下人数少了必定难以支持,而凤翔、恒、陇也无法接应增援,恐怕会造成两失。况且近年以来,民力困于不停调动,如今正是春耕农事急迫之时,恐怕妨碍耕种,不如烧毁此关,只屯守边境上的关隘以张声势,如对方来入侵,相互接应增援易于做到。”皇帝同意。

  二年四月,胥鼎请求退休,皇帝派近侍之臣对他说“:卿年纪已大,朕非不知,但天下事刚理出头绪,卿为旧臣,姑且勉力以终其事。”胥鼎因宣宗大多亲理一些琐细的事务,不是帝王的风度,便上奏说“:天下之广大,万机之众多,钱谷之冗重,不是帝王所能兼管的,就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天子只操心国家大政,督责成功而已。况且如今多事,怎么能够亲理小事呢?唯望陛下委派大臣,坐享成功,则恢复旧境为期不远了。”皇帝看过他的奏章以后心里不高兴,便对宰臣们说:“我唯恐自己怠惰,而胥鼎怎么会这样说呢?”术虎高琪奏道“:圣君以宗庙社稷放在心上,效法上天行健的本义,忧虑辛劳政务,日夜不息,这是导致太平必由之路啊,胥鼎说得不对。”皇帝听了很高兴。

  三年正月,胥鼎上奏说:“在沿边的州府官员,原就规定有减少资历所需的时间,而那些掌管军队及防守边隘的将士,征伐出行,暴露于野外,历经艰险,应当一律减免,以示鼓励。”皇帝听从。二月,又上奏说:“近来规定,凡在军前立功而后犯罪的人,行省、行院、帅府不能自行杀掉或赏赐。赏赐是由朝廷所出,则恩德有所归属,这固然合理。至于部下犯罪,主将不能施行责罚,则下属将无所畏惧,而命令就难以实行了。”宰臣觉得这事不好办。皇帝将这事询问枢密院官,回答说应当听从胥鼎的意见。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四品以下官员下面有权自行处置。

  当时元帅承裔、移剌粘何讨伐宋国,所攻下的城邑大多烧毁抢掠,因此胥鼎上奏说“:承裔等人奉诏宣扬国威,这是所说的‘吊民伐罪’啊!如今大军已攻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是汉中、西蜀的咽喉要地,请传谕帅臣们,所攻取的城邑暂且不要烧毁抢掠,一定加以安抚。如果能够让一郡安然,秋毫无犯,那么其余的三十军,将会不用攻打而城邑自下。如有抵抗王师的,仍应杀戮。”皇帝很赞同他的话,便下诏告诉承裔。胥鼎因年老多次上表请求退休,皇帝对宰臣们说:“胥鼎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我观察他精力未衰,已经派人前去安慰和劝说。胥鼎曾经举荐把胡鲁,认为强于自己很多,想让他代替自己。把胡鲁固然不错,但在驾驭人才,处置机要大事,比胥鼎差多了。”不久因为讨伐宋国有功,又迁官一品阶。

  八月,上奏道:“臣奉诏兼任河东节度使,近日晋安帅府下令,百里之内只保留桑枣等果树,其余全部砍伐。如今正在秋收,却下这道命令而影响了农事,既不能防御敌人而又有害民众,不是好办法。况且一旦警报告急,这些砍下来的树木怎么能全部运走,能够不送给敌军吗?其他树木砍掉,而桑枣和房屋上,不都是木头吗?这个办法徒劳而无功。我已下令帅府制止这件事,而左都监完颜闾山却说是奉旨进行清野,我不知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皇帝下诏由胥鼎根据方便加以规划。当时,大元军队大举入侵陕西,胥鼎多次提出对敌的计策,朝臣们有的加以阻止。皇帝对枢密院的官员们说“:胥鼎的计谋必无失误,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指挥他。”接着他又派人对胥鼎说“:卿专管上方,凡事可以根据方便规划计谋,又何必一一报朝廷同意,只能耽误时间。”

  四年,进封为温国公,退休。皇帝下诏对他说:“卿屡次请求退职,朕当初没有答应,是准备等候局势安定以后,仍能为朕所用。如今听从您的请求,仍可来居住到京城,如果有大事可以就近向您询问处置办法。”五年三月,皇帝派近臣对胥鼎和左丞贾益谦说“:从去年冬天到现在,雨雪特别少,民心不安,军用可能有所欠缺,为害严重。卿等都是名臣故老,如今应当如何处置?想召到尚书省商议,又怕和现任宰相们意见不同,不便当面驳回,所以就让人到府第中询问,请将全部想法加以陈述,不要有所隐瞒。”元光元年(1222)五月,皇帝对宰相说:“前平章政事胥鼎、左丞贾益谦、工部尚书札里吉、翰林学士孛迭,都是退休的老臣,熟悉国家大事,应当邀请他们到尚书省一起商议大事。”并分别派遣侍从官员向四人传达皇帝的旨意。

  六月,晋阳公郭文振上奏说:“河朔连年受到兵燹,过去都是秋来春去,如今已到盛暑天气还没有回兵,况且这次不一味残杀民众,还任凭民众耕种,其意图难以猜测。枢密院常常大下文书让我会合府兵进战,可是公府虽号称分封于一方,力量实际很单薄,况且不能相互统率,各地正无暇自保,朝廷如果不立即派兵救援,我担心人心会认为准备抛弃河北,这实在很不应该。我见前平章政事胥鼎,兼有将相之才,威望极高,过去在河东行省,人人乐为所用。如今虽已退休,精力未衰,请交给重兵,让他总管公府,同力作战,这样人人都会响应,容易收复失地,望陛下考虑。”

  第二年,宣宗去世,哀宗即位。正大二年(1225),重新起用胥鼎,拜为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在卫州设立尚书行省。胥鼎以体衰有病为由辞职,皇帝对他说:“您以前在河东,为朝廷所倚重。如今河朔各州府多归附敌人,需要您前去谋划。您是先朝大臣,一定会办好这件事,大河以北,都由您节制。”胥鼎便带病前往,前来归降的人很多。胥鼎病重得难以自制,又向朝廷提出原来的请求,朝廷下优诏不允许。三年,又上奏章告老,并且举荐朝中贤臣熟悉军政大事的人代替。皇帝下诏回答说:“卿前往河东时,河东残破孤危,已近不保,而您一到便安定了。当卿移去镇守,敌军就不再入侵,何必过于谦虚?况且君臣本为一体,朕对待臣下岂有不同?说见外的话也就过分了。况且其余人的才力怎能和卿相比。卿年岁已高,长期在外辛劳,朕岂会不知,但国家百年来积累的基业,河朔亿万民众的生命,卿应当勉力规划宏图,同成大事。”胥鼎奉诏,心中惶惶不安,不敢再告退。当年七月去世。

  胥鼎精于吏事,为人有度量,为政贵于安定,所在之处,无论贤者或是不肖之徒,都感到高兴。南渡以来,以书生而独镇一方的,只有胥鼎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