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王禹翶传

王禹翶,字元之,济州钜野人。出身农民家庭,九岁能写文章,毕士安见了后很器重他。太平兴国八年(983)考取进士,被授予成武县主簿的官职。调任长洲知县,随即改任大理评事。同届进士罗处约当时任吴县县令,王禹翶每日与他互相赋诗吟咏,人们多传诵他们的诗歌。端拱(988~989)初,宋太宗听说了他的名字,便召来考核,然后提拔他当右拾遗、直史馆,并赏赐红帛。旧例,赏赐红帛者都赐给涂着金银的带子,这次皇上特例下令用花犀皮带赐给他以示荣宠。当日王禹翶献给皇上一篇《端拱箴》,文中寄托有规劝讽谏皇上的意思。

  当时北疆没有安定下来,皇上向群臣询问应付边事的策略。王禹翶献上一篇《御戎十策》,大略是借汉朝的事以阐明当时的策略:“汉朝十二代君王,贤明的,要算文帝、景帝;昏乱的,是哀帝、平帝。然而文、景之世,匈奴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行侵掠,侦察骑兵进到雍州,战火照到了甘泉。哀帝、平帝时期,呼韩邪单于每年都来朝贡,委派人质,自称为臣,边界的烽火狼烟都不再报警。这是为何呢?大概汉文帝当军臣单于强盛时,在外任用有才能的人,在内尽力改善政治,之所以能使敌人不能造成很大的危害,是由于有德。哀帝、平帝当呼韩邪单于衰弱之际,虽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能够使外邦来朝贡臣服,是因为逢时。今天国家的广大,不下于汉朝,陛下的圣明,岂比文帝差。契丹的强盛,不及当年的军臣单于,至于外敌骚扰边境、侵犯要塞方面,又怎会有侦察骑兵进到雍州,战火照到甘泉的忧患呢?这也是因为我朝能在外重用能人,在内完善政治。臣的愚见以为:在外应根据战争形势而提高将帅的权威,停止用小官来巡察边境刺探情报,改派遣间谍去离间分化敌方的队伍,再派遣赵保忠、折御卿率领所部作为牵制敌人的掎角。下诏感动边区人民,使他们知道朝廷夺取燕蓟旧疆,并非贪求这块土地。对内则应精简官员以使经费宽松,压抑文人以便激励武将,信任重用大臣来资助谋划,不看重虚名以便戒除无益的事,禁止游荡懒惰以增强人民实力。”皇帝高度地赞扬了他。王禹翶又与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三人一起上表请求一同校订《三史书》,并有很多勘正。

  端拱二年(989),皇帝亲自考试贡士,召王禹翶赋诗,他立刻一挥而就。皇上高兴地说“:这诗不出一个月就可传遍天下。”随后,任命他为左司谏、知制诰。这年冬天,京城大旱,王禹翶上疏说“:一种粮食没有收获叫作馑,五谷不收叫作饥。馑的时候则大夫以下的官吏都减少俸禄;饥的时候则全部俸禄都不给,仅由政府定量发给粮食。如今旱云不下雨,已种的麦子未长好,既已没有了积蓄,人民饥饿令人忧虑。希望皇上下诏直说:‘君臣之间,政教有失误,自乘坐的车子、服务的车夫,下至各级官吏的俸禄,如不是守卫的军士、边镇的将帅,则都相应减少,如此好对上回答上天的谴责,对下稳住人心,等雨水充足了再恢复如从前。’臣在当朝官员中家里最贫,俸禄最少,也愿带头减薪,以便赎平时耗损国家的罪过。国家在外停止每年常购买的东西;在国内则取消能工巧匠所做的事。靠近城边挖土,侵犯了冢墓的就把它掩埋好;外州的流放犯、奴隶之类的人,只要不是贪赃做强盗的,便都释放。然后用古时候猛虎渡河、飞蝗越境的故事,来敕诫各州县的官员。其余有关军民刑罚政治方面的弊端,不是臣能知道的,希望交给宰相大臣们议定裁决后颁布,只要能感动人心,必会召来和气。”

  不久,升任大理卿,庐州妖尼姑道安诬告徐铉,道安应当反坐受惩,有令不将她治罪。王禹翶上疏抗争,为徐铉雪冤,请判道安的罪,因违诏被贬任商州团练副使,多年后调任解州团练副使。淳化四年(993),被召回京任左正言。皇上因为王禹翶性格刚直不能容忍事物,命宰相劝诫他。后升直昭文馆,他乞求到地方任职以便奉养父母,被允许,任单州刺史,赏钱三十万。来到单州十五天,又被召回京任礼部员外郎,再次任知制诰。多次向皇上进献征讨李继迁的巧计,他认为对李继迁不必要劳师动众去诛杀,自然可以用巧计智取。说是应该明确地公布李继迁的罪恶,告谕中外,再设立重赏,给以很高的官方价钱,则李继迁的身首,便不是被枭挂示众就是被擒获。后来潘罗支射死李继迁,西夏人对宋朝臣服,果如王禹翶所献计策一样。

  至道元年(995),被召进翰林院做学士,后又任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皇上诏令有不适当的地方,他多有议论上奏。孝章皇后去世,梓木棺材被移放在已故燕国长公主的房子里,大臣们也不穿丧服。王禹翶与客人说:皇后曾做过全天下母性的表率,死后应当遵照典章使用以前皇后们相同的礼节。结果,他因此被认为有毁谤讽刺之罪,被降职为工部郎中、滁州刺史。当初,王禹翶起草《李继迁制》,李继迁送了五十匹马当作酬劳,被他推却不受。到他出任滁州刺史时,闽人郑褒曾徒步来谒见他,王禹翶喜欢他的温文尔雅,替他代买了一匹马。有人说王禹翶买马时少给了别人价钱,宋太宗说:“他能拒绝李继迁的五十匹马,又岂肯少了一匹马的价呢?”后调任扬州刺史。真宗即位后,他被升级调到刑部任郎中,当皇帝下诏求大臣们讲直话时,王禹翶上了一篇奏疏,谈了五件事:

  一是谨慎地对待边防大事,与外国结盟通友好,使运输军资的人民得到休息。当今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李继迁。契丹虽不侵犯边疆,戍守的军队岂能削减?李继迁既然未归服听命于我朝,军队的兵饷就固然不能停给。关辅一带的人民,处于倒悬的困境尤甚严重。臣的愚见认为应严诫守疆的官吏,给辽国的大臣写信,使转达给他们的君主,请求寻求过去的友好。又下诏赦免李继迁的罪,将夏台一地还给他。他必定会感恩归服,且这样会使全天下都知道陛下您为了人民不惜委屈自己。

  二是裁减冗兵,撤并冗官,使山林湖泽的富饶资源,渐渐流到百姓的手中。在乾德(963-968)、开宝(968~976)时期,朝廷控制的土地不广,财产赋税也不丰富,然而我们攻打河东、防守北边,国家的费用也足够、军队的雄武也很强,其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国家蓄养的军队精而不滥,任用将领专而不疑。臣的愚见以为应像开宝时期一样严格管理控制军税,就可以高枕无忧地治理国家了。而且开宝年间设置的机构、官吏很少。臣本是鲁地人,落籍在济地,未考进士前,一个州上只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治理,而当时未曾有缺废事情的现象。此后又增设一名团练推官,太平兴国(976~984)中,又增设了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且还增设监酒、榷税算的四名官员。各级州郡行政曹官之外,另增设掌狱讼的司理官员。问当时的租税,则比旧时减少了;问当时的人民,则逃亡的比过去要多。一州既是这样,整个全国也就可想而知。冗官在上面耗费,冗兵在下面耗费,这就是将山林湖泽的财富取尽,都不能够用的原因。那山林湖泽的财富,应与人民共同享用。自汉代以来,就取来收归国家使用,这是不可放弃的;但也不可用尽。只有像管茶的方法,从古就本不收税,唐朝元和(806~820)中,在齐、蔡地区用兵打仗,始对茶叶征税。唐史上称这一年征茶税得到四十万贯钱,如今则已有数百万了,人民怎能承受得了呢?所以臣说裁减冗兵、撤并冗官,使山林湖泽的富饶资源,渐渐流到百姓手中。

  三是增加官员当选的艰难程度,使选入的官员不滥。古代由乡里选举,再由官方择人,读书人在家时学问品德兼优,然后才推荐到朝廷,历代虽有沿袭变革,但都不曾与古代有太大的差别。隋、唐时期开始有了科举,宋太祖时,每年考取的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人才,也只有五十人。再加上王侯不准进献和征用官员,士大夫们极少有资格荫庇弟子做官,所以有的人终身没考中过举人进士,到老时也做不成一官半职。宋太宗在藩王府中受教育时,看到的就是这些。君临驾御天下之后,选择人才不求全责备,舍其短处任用其长处,选拔十个中,真正有用的只有一半。他在位将近二十年,考取的进士大概有近万人,虽有俊杰之才,也有随便就考取的人。臣的愚见以为数百年的选举考核太过艰难,所以前皇太宗才用广泛取材来补充;而二十年来的恩泽太滥,陛下又宜用旧章来纠正,希望将考场还给官吏来负责管理,就像从前一样。至于吏部铨选官员,也并非帝王亲自抓的事,自古以来五品以下的官员,叫作官方任命官,如今只有幕职和州县级官吏是这样由官方奉旨任命的,京官的选任名义上虽有官方限制管理,但多未施行。臣的愚见以为皇上应该将吏部的事还给吏部的专门官吏,可以让他们根据资历来任命、拟定各级官员。

  四是淘汰僧侣尼姑,使疲惫的人民不再耗费。古代只有士、农、工、商四民,兵不在其数。大概古代实行井田法,农民就是兵。自秦代以来,战士不从事农业,因此四民之外,又生出一民,所以农民更加贫困。当然持刀枪捍卫国家,依理不应废弃。汉明帝之后,佛教流入中国,此后剃度人民修建寺庙,历代都有增加。不养蚕却穿衣,不耕田却吃饭,这样五民之外,又增一而成六民了。假设全国有万个僧人,每日吃一升粮食,每年用一匹绢,这是最节俭的了,还每月要耗费三千斛粮,每年用掉一万缣绢,更何况有五七万这种人呢?不叫人民的蛀虫可以吗?臣的愚见以为国家剃度的人滥了,建造的寺庙多了,要计算此项费用,何止亿万。前朝时国家不安乐,施舍又很多,佛如果有灵,怎会不蒙受幸福呢?事奉佛教无效,断然可知了。希望陛下深刻借鉴治理根本,尽快施行淘汰,如果认为即位初期,不想惊骇此辈,那么暂且在二十年内,不准剃度人民造建寺庙,使他们自行消亡,也是解救弊端的一种方法。

  五是亲大臣、远小人,使得正直敢言的忠良之士,知道进取而不会有疑虑,奸险取巧之徒,知道退却而有所恐惧。那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是说君臣同为一体。认为那人行就不要怀疑,认为那人不好就不要任用。凡评议帝王中的伟大者,岂不是都要说尧、舜时代,契做司徒官、咎繇任士官、伯夷任典礼官、后夔任 曲乐官、夏禹任治水官、益任虞官么?委派任务督责成功,因而尧有知人任贤的美德。虽然如此,尧时的用人之道太过遥远了,请让臣用近代的事来说。唐朝元和(806~820)中,唐宪宗曾命令裴土自铨选品评各级官员,裴土自说:“天子择宰相,宰相择各部长官,长官自己选择属官同僚,就会上下互不怀疑,而政治也就成功了。”舆论认为裴土自会讲话。希望陛下从远古吸取尧帝的经验,从近代借鉴唐朝的做法,既然选择了宰相,就大胆任用,不要犹疑。让宰相去选择各部长官,长官自己去挑选同僚下属,这样就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了。古代受过刑残的人不能留在君王的身边,《论语》说:“放郑声,远佞人。”所以周文王的左右,没有可以穿鞋结袜子的人,是讲都是贤人。那小人言辞机巧、面色伪善,先行揣测期望得到皇帝的旨令,做事时必定会危害正义,心里只妒忌贤人,非圣明的君王不能深刻的明察。旧例,南班三品官,只有尚书才能升殿见皇帝;近来三班奉职,有的因为遣派出使,也允许升殿拜见,迷惑扰乱天子的视听,没有比这还严重的。希望陛下整顿纲纪,加强视听方面的尊严,就在这个时候了。

  臣的愚见又认为当今最急迫的,是先讨论军队,使军队的多少适宜,安排得当。然后讨论官吏,使清廉污浊分道,各级各部不混杂,然后再加强官员当选的艰难程度来堵塞奸恶的来源,禁止僧尼的发展以便减少耗费,这样自然会使国家费用充足而王道得到施行了。

  疏书奏上去后,王禹翶被召回,又任知制诰。咸平(998~1003)初,参加修撰《太祖实录》,公直地记载当时的事。当时宰相张齐贤、李沆意见不合,王禹翶在他们中间的议论能决定轻重。后出任黄州刺史,曾写了一篇《三黜赋》以表达自己的志节。它的最后一章说“:使自身受委屈而不让道义受委屈,即使被贬谪百次又有何亏!”咸平三年(1000),濮州的强盗在夜间进城,掳走了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王禹翶听说后上疏,大略说:

  臣认为以朝廷为主体经营各地区,这是帝王保国的制度。《易经》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代分裂动乱,各自割据城堡,像豆一样割瓜一样分,长达七十多年。宋太祖、太宗,削平僭位伪立的政权,天下成为一家。当时日事议程,就是令江淮地区各州郡毁坏城郭、没收武器、撤除武备,长达二十多年。由书生领导治理各州,大郡配给二十人,小郡减少五人,用来充当平常的差遣。名义上号称长吏,实际上与旅住客人相同;名为郡城,却空荡得像平地。虽推尊京师而压抑地方,是强干弱枝的方法,但也不符合这中间的正确原则。臣从前在滁州,当发兵拉运漕粮时,州城关卡就没人守御,只得用临时征集的白丁代替管理开关城门,当时城池颓废,武器装备也欠完整。等调到维扬,号称军事重镇,却与滁州无异。曾拿出铠甲三十副,交与巡守警卫的使臣,但搭弩张弓一射,竟十副中损坏四五副,大概是不敢擅自修理,上下因循,才导致这样。如今黄州的城墙武器盔甲,又还比不上滁、扬二州。万一发生水旱灾害,盗贼偷偷发动暴乱,那时即使想防备抵御,又拿什么来抵抗呢?大概太祖为了削除诸侯们跋扈的势力,太宗为了杜绝人们僭号伪立窥望皇位的心理,当年才不得不这样。这就像设立法律来救治世界一样,时间一久就会产生弊端,而救治弊端的方法,在于因时制宜。若一口气发展快得像飞转的圆规,固然不可再胶柱鼓瑟。当今江、淮地区各州,大的忧患有三个:一是城池颓废毁坏;二是武器装备不完备;三是士兵在当地水土不服。濮州盗贼的兴起,看得出是因为在防守上太懈怠了。希望陛下特例改变最高决策,允许江、淮地区各州郡,可以根据户口的多少,城池的大小,都设置相应的守卫部队。部队士兵最多不过五百人,练习弓箭刀剑,然后逐步修葺城池壁垒,修理甲胄武器,那么各郡城就有了抗御侵犯的防备,长吏也可免去被抢劫掳掠的担忧了。

  疏文上奏后,皇上嘉奖采纳了这一建议。

  咸平四年,黄州境内有两只老虎相斗,其中一只死了,还被吃了近一半。所有的鸡在夜间鸣叫,过了一月才停止。冬天响炸雷。王禹翶手撰一篇疏文借引《洪范传》述说警诫,并自己主动请求处分。皇上派遣内侍宦官乘坐驿站的专车前往慰问,并作醮请神灵禳除妖异,又询问日官,日官说:“守护当地的人应承受其责。”皇上怜惜王禹翶的才能,当天,下令调任蕲州刺史。王禹翶上表谢恩,表文中有“汉宣室中出现鬼神问罪,不奢望生还;茂陵中出现封禅的文书,只期求身后”的话。皇上感到奇怪,果然王禹翶到蕲州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年仅四十八岁。皇上听到讣信,非常悼念他,送给他家很厚重的丧礼钱。又赐给他的一个儿子官品。

  王禹翶讲话治学都机敏丰富,遇事敢讲,喜欢品评人物,以身体力行道义为己任。曾说“:我要是生活在唐朝元和时期,在李绛、崔群手下做事,这一生也就无愧了。”他作文著书,多涉及规劝讽谏,因为这一点他不为流俗所容,所以屡次被排斥。跟他交游的必定是儒雅的人,对有才华文采的年轻晚辈,他总是极力称赞褒扬。像孙何、丁谓这些人,很多都游学到他的门下。他的著作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议》十卷、诗三卷。他的儿子王嘉..、王嘉言都很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