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李峤传

李峤,字巨山,赵州赞皇人,幼年时父亲就死了,他侍奉母亲非常孝顺。还是孩子时,梦见有个人送他一对笔,从此文章就写得好。十五岁时就通晓《五经》,受到薛元超的赞赏。二十岁时科试考中进士,开始时,补任安定县尉。又应制科考试得甲科,于是迁居长安。当时京城官场中以文章知名的还有骆宾王、刘光业,以李峤年纪最轻,名气却与他们同。

  李峤升任监察御史。那时,岭南邕州、岩州的首领反叛,高宗发兵讨伐,诏令李峤去监军事。李峤进入獠人洞穴,宣谕朝廷意旨,招降了他们,因此罢兵而回。逐渐升官至给事中。那时来俊臣诬陷狄仁杰、李嗣真、裴宣礼等三人下了狱,将要被诛杀了。武后令李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复核。张德裕心中明白他们是冤枉的,但因怕得罪来俊臣,不敢提出不同看法。李峤说:“哪有明知他被枉判而不为之申明的呢?孔子说‘:见义而不为,是为无勇。’”于是和他们两人一同列举事实,说明其冤枉。

  为此而违背了武后的旨意,被贬出为润州司马。很久以后,召回任凤阁舍人。

  朝廷每有文册大号令,都特令李峤撰写。

  那时刚开始设置右御史台,巡察州县官吏的善恶,考查风俗的得失。李峤上疏说“:禁令颁布宜于粗疏,法令条例宜于简单。简单,法令就容易执行而不烦杂;粗疏,就能包罗广泛而不苛碎。臣曾见垂拱时,诸道巡察使所奏的条目有四十四条,至于另外敕令察访的,又有三十条。巡察使一般都是三月出都,十一月底回来奏事。每道所要考察的文武官员,多的二千多人,少的也有一千左右,都需要品量他们的才能、业绩,然后加以褒贬。现在给的时间迫促,到达每一个地方都要匆匆忙忙,哪里还能详细考察他们的能力和工作呢?这不是右御史台敢马虎不尽职,而是才能有限,力量达不到啊!臣希望能衡量其工作量及行程,然后加以指挥节制,使工作能完成得圆满,力量用在需要的地方。这样地方官吏的得失可以精确查核。”又说“:现在所要查核的,按照汉朝制定的六条,再推而广之,那就无所不包了。不需要多列条目。且朝廷日常事务,并非无事。麻烦需处理之事,常在四方。所以出京处理事务的连续不断。现在既然设置专使,那就把外州的事全都交付,传驿就可减轻负担了。恳请一般十个州设一位御史,以一年为期,让他们亲自到属县,入闾里,督察奸邪和伪谬,采集民风和习俗,然后才能算是完成任务。而且御史出入天禁,能激励自己修养道德,与其他官吏相比,有百倍的动力;查访奸邪,揭发欺瞒,与其他官吏相比,有十倍的效果。陛下若能采纳臣言,选择有才能者委任此职,无人会不尽力效命的。”武后觉得他说得很对,下制,分剖天下为二十道,选择能当此任的人,但被众人的议论所阻而作罢。

  后来,让李峤管理天官侍郎事,晋升麟台少监、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转为鸾台侍郎。那时,天官侍郎张锡入朝辅政,李峤是他的外甥,即转任成均祭酒。不久,检校文昌左丞,留守东都。长安三年(703),又以本官为平章事,管理纳言事。第二年,升为内史,李峤坚持辞去繁重事务,再复任成均祭酒,平章事则依旧。

  长安末年,武后准备在白司马坂建大佛像。李峤上疏劝谏“:造像虽说是由僧尼出钱,但若无州县的承办也不能成功,所以说名义上不要百姓出钱,但实际上要出。臣计算天下在编户口,贫弱者多。有卖房子押田地以交纳劳役的。造像的钱现积储到十七万缗,若将此钱救济穷人,一家给一千,就可解决十七万户百姓的饥寒之苦,功德不可计了。”武后不采纳。

  张易之事败,李峤因为附会张易之兄弟受连累贬为豫州刺史,还未行,改贬通州。几个月以后,召回任吏部侍郎。

  不久,升为吏部尚书。神龙二年(706),代韦安石为中书令。

  李峤在吏部时,心里很想借一时的声望来恢复宰相的地位,于是奏请设置员外官几千人。后来官僚多而滥,府库支出增多虚耗。于是上书引咎辞职:“元首是国家的至尊,居处要有重门及巡更的守卫,出外要有清道警戒的路禁,这是为了防备突发情况,消除不轨之想。是绝对不可以随便改变举动,疏于防护的。陛下不喜欢高高在上,不重视尊严威仪,常常暗中便服出游,入闾里,过街市,以致市井中窃窃私议,朝廷内惶惶不安。万一发生意外事件,即使不爱惜自己,又怎样对得起宗庙及百姓呢?

  “另外,分职务设官吏,不可以滥。

  《传》中说:‘官不必很多,只要用人恰当。’自从帝室中兴以来,以随意赏官封爵来表示恩宠。于是有越级提升的,朝升夕改的,正中不够用,再加以员外职的。这样一来,对内的薪俸支出增加,府库渐空;对外赋税征收增加,百姓愈穷。

  这不是寻求贤能、辅助治国的办法。希望能爱惜官位的尊荣,平息不敬的议论。

  今文武官员六十岁以上的,均敬恤而留任;老而病已退休还乡的,又返回授官;过去补为员外已经遣返的,又再次留下。

  这种做法恐怕不能匡正时弊、扭转局面。

  恳请下令有司选拔可用之人任官,不可用之人遣回。再有,远方的夷人没有治国才能。国家过去是为安抚才任他们为官。若不是立功的酋长,只不过白白浪费薪俸罢了。也恳请研究衡量非可用必要的夷人,一律放还。

  “《易》上说:‘如何守好职位呢?要靠仁爱的道德;如何招致人民呢?那就要有财物。’现在的百姓穷困,生活困难,谈不上官员守好职位;仓储空虚,财力枯竭,做不到招致人民。山东有水涝灾害,江左运输困难。国家空乏,人民窘困。

  如果边界疏于戒备,可能逃到境外的人会越来越多,各地盗贼蜂起,哪有财力来招募他们?哪有人力来遏止他们?又大建寺庙道观,人才财力均耗费极大。现在山东年年饥荒,糟糠都吃不饱。在民生极其艰难之际,还要收用税赋及劳役,用哀叹怨愤之物来增添寺观的崇丽,恐怕会使三灵(天地人)之神结怨,会使四海之民生恨。

  “又刻正要征召戍丁,但不少人为躲避征戍、逃脱租税而藏身在寺观中。如今私下收受的道人几乎有几十万,其中不少是多男的大户、狡黠的商家。他们并非真心出家,而是伪装。何况国计军防都仰仗于男丁。如果男丁都出家了,兵壮都入道了,那么,征戍租赋,又从何得来?

  “另外,不少人重金贿赂权贵近臣,以买得官爵,移易没籍之产,将州县的甲等改为下户。以致驿道边的城镇几乎连牵驿马的人都没有。劳役派及小弱者,其家即刻破亡。望能允许十道使访察,使奸邪狡猾者无处可隐。

  “再有太常乐户已不少,又去访求散处各地的乐人。现在单举持大鼓者已有二万人。希望能量才留用,其余的都让他们各自回乡,以杜塞浪费。”

  中宗认为李峤身为宰相,能自陈失政,并请处分罢官,不将错误转嫁他人,下诏慰谕,批评他请罢官的事。李峤惶恐不安,仍然管事。

  神龙三年(707),加修文馆大学士,封爵赵国公,以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

  睿宗立,罢免政职,出京为怀州刺史,不久,告老退休。当初,中宗驾崩,李峤曾有密表,建议相王的儿子们不宜留在京师。及至玄宗即位,在宫中发现李峤所上的表。有人说该杀了李峤。张说说“:李峤虽不能明辨顺与逆,但也是为当时出的计谋,排斥对当时主子不利的人。不必追究。”天子也赦免了他,只是贬为滁州别驾。且听任他随儿子虔州刺史李畅赴任。改为庐州别驾,死时年七十岁。

  李峤才思敏捷,他写的文章常被人传诵。武后时,汜水中找到一块瑞石,李峤当时是御史,写了一篇《皇符》献上,遭到世人的鄙薄。他在做官以前,与王勃、杨盈川交往,任官时,与崔融、苏味道齐名。晚年时,当时的文人都不在了,他成了文坛宿老,当时的学者都向他学习,取法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