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极盛时期，相邻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犬吠之声互相听得到，但百姓都以为自家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从事的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互不来往。”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改变近世风气，使人民闭目塞听，几乎无法行得通。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
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要听最好听的，看最好看的，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
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妙论挨门逐户劝说开导，终难感化谁。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褚木、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盐、漆、丝、声色之物；江南出产楠木、梓树、姜、桂、金、锡、铅、朱砂、犀牛角、玳瑁、珠子、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山中到处都是，有如棋布。
这是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
这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习用的穿着、饮食、养生、送死之物。
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捞，获得物资，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
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都凭自己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物价低了定有上升的征兆，物价高了是要变低的征兆。
人们各自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乐意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往下流那样，日日夜夜没有休止，不用招呼便会自动前来，不用索求就会生产出来。
这不是符合规律而得以自然发展的证明吗？《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用、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
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
来源大则富裕，小则贫困；农、工、商、虞发展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
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够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
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贩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聚于轴那样聚集于此。
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朝拜齐国。
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官位虽只是陪臣，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
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之时。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
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
水深，鱼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
富有者得势越发显赫，失了势，依附他的宾客也会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
夷狄那里，这种情况尤其突出。
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市。”这不是空话。
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君王，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还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
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
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
旱时就要备船以防涝；涝时就要备水车以防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一般说来，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
出售粮食每斗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失；若每斗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害。
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
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
粮食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商人都能得利。
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
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
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
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
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
当货物贵到极点时，就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
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
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飘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
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
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
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
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方同姓的兄弟，这就是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
后来范蠡年老力衰就听凭子孙去办。
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史记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子贡最为富有。
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陋巷，而子贡却乘坐驷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
孔子得以名扬天下，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
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白圭是西周人。
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
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
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
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
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
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
太岁再到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
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就去买上等的谷物。
他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像猛禽猛兽捕捉食物那样迅速敏捷。
所以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不够果断，仁德不能正确取舍，强健不能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我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
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猗顿是靠经营池盐起家。
而邯郸郭纵以冶铁成就家业，其财富与王侯相比。
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牲畜繁殖多时就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回赠他的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
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
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多得不计其数。
清是寡妇，能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
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
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家到京城。
关中地区从氵开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
从有虞氏、夏侯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后公刘迁居到..，周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
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
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
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阳，汉朝藉此作为都城。
长安附近的诸陵，四方人、物辐凑集中于此，地少人多，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
关中地区则有巴郡、蜀郡。
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器具。
南边抵御滇、..，..地多出僮仆。
西边临近邛、..，..地出产马和旄牛。
然而巴蜀地区四周闭塞，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联四方道路，用多余物资交换短缺物资。
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
可是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京城长安要约其通道。
所以整个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
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像鼎的三足，是帝王们交替建都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以至上千年，这里地少人多，是各国诸侯集中聚会之处，所以当地民俗小气俭省、熟悉世故。
杨、平阳两邑人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区经商，北可到种、代地区经商。
种、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屡遭掠夺。
人民强直好胜，侠义自任，敢于违法犯禁，不愿从事农商，但因临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原运输来的物资，时有剩余，当地人民强悍而不务耕耘，从前晋时期就已对其剽悍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时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
当地习俗仍带有赵国遗风。
所以杨和平阳两地人民经营驰逐于其间，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温、轵地区的人民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向北可到赵、中山一带经商。
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带还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男子常相聚游乐，慷慨悲歌，白天合伙杀人抢劫，晚上挖坟盗墓，制作赝品、私铸钱币，多有奇美物品。
男子当歌舞艺人，女子常弹奏琴和瑟，趿着拖鞋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讨好，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然而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
北通燕、涿，南有郑、卫。
郑、卫风俗与赵相似，但因地靠梁、鲁，稍显庄重而又注重节操。
卫君曾从濮上的帝丘迁徙到野王，野王地区民俗崇尚气节，抑强扶弱，这是卫国的遗风。
燕国故都蓟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
南面通齐、赵，东北边与胡人交界。
从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遥远人口稀少，屡遭侵扰，民俗与赵、代地区大致相似，而百姓敏捷凶悍，不爱思考问题，当地盛产鱼、盐、枣、栗。
北边临近乌桓、夫馀，东边处于控扼秽貉、朝鲜、真番的有利地位。
洛阳东去可到齐鲁经商，南去可到梁、楚经商。
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
齐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绸、布帛和渔盐。
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
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史记念重，不愿浮动外流，怯于为国作战，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风尚。
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
而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遗风，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当地百姓小心拘谨。
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无山林、水泽资源。
地少人多，人们节俭吝啬，怕犯罪，远避邪恶。
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更甚。
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到巨野，这是过去梁、宋的地方。
陶邑、睢阳也是都会。
以前，唐尧兴起于成阳，虞舜在雷泽打过鱼，商汤曾定都于亳。
这里的民俗还存有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君子很多，喜好农事，虽没有富饶的山河物产，人们却能省吃俭用，以积蓄财富。
越、楚地带，西、东、南三楚风俗不同。
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剽悍敏捷，易怒，土地贫瘠，少有积蓄。
江陵原为楚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云梦，物产富饶。
陈在楚、夏交接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经商。
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
朐、缯以北，风俗与齐地相同。
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
吴地从吴王阖庐、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有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
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
楚失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
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处。
因与闽、越习俗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信用。
江南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
竹木很多。
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
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开采所得不足抵偿支出。
九嶷山、苍梧以南至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扬越风俗。
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集中地。
颍川、南阳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
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还有先王流传下来的风尚。
颍川人敦厚老实。
秦朝末年，曾经迁不法之民到南阳。
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水。
宛也是一个都市。
当地民俗混杂，好事。
多以经商为业。
居民以抑强扶弱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相交往，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作夏人。
天下物产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间习俗各有不同，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很多地方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需向外地购买，能自给自足。
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
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
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蓄，地少人多，屡受自然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
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
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
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守信尽节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保全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都是为了财富。
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做官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
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
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的艰险，是因为重赏的驱使。
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
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了财利。
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
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
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
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
官府谋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怕砍脚杀头，这是因为陷没在他人贿赂之中。
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不会图省力而放走财富。
谚语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贩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住上百年，就应招来德行。
所谓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
现在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作“素封”。
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
享有千户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开支。
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而缴徭赋租的费用要从这里支出。
这种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了。
所以说居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居水中占有年产一千石的鱼塘，居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
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株楸树；陈、夏有千株漆树；齐、鲁有千株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国内、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菲菜。
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
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
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史记那就无可理喻了。
所以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技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
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鼓励。
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隐士之行，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编户百姓，对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对多出百倍的人就惧怕，对多出千倍的就会受其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
要从贫困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锦不如倚门卖笑。
这里所说的经商，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
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詹瓦饮浆，屠宰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斤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棉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石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此鱼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盐咸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头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钟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进牲畜交易的掮客或贪心的商人获利三分之一，廉正的商人获利五分之一，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概情况。
至于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及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
蜀地卓氏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
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
卓氏被掳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迁徙地。
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住在葭萌县。
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像蹲伏的鸱，人到死也不会挨饿。
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请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
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
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送游闲公子钱财博得美名。
然而他的赢利大大超过了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
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都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
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
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
他家租赁、放债、买卖遍及各地。
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刁间却偏重他们。
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刁间收留使用。
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
刁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
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刁家为奴”，说的就是刁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百余辆车载货贩运赚钱，经商于各郡国之中，无所不到。
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
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的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
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
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而起家。
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
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
任家数代都很富有。
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
以此作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得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
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
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
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财富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人，如田啬、田兰。
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
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
他们都没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墨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推测事理、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工商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守法的方式保持住，变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记述的。
至于那些致力于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
课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阳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
盗墓本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
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
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
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赚到了千金。
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
磨刀本是小史记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
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氵蜀氏靠它富到车马成行。
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氏靠它富到击钟佐食。
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积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
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
这是所谓的“素封”者吧？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