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礼书

太史公说:"礼的品格、功能,实在博大众多而又盛美啊!它主宰万物、驱策群品,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曾到大行礼官那里,研究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演变,才知道,按照人情制定礼,依据人性制定仪,是由来已久的事了。

做人的道理,千条万条,无不贯穿一条基本准则,就是诱导人们,使知仁义,并以刑罚相约束。所以,德厚之人,地位尊显贵重;俸禄多的享受荣耀恩宠,以此来统一天下人的意识,整齐人心。人的身体乘车马感到舒适,就以金饰车,又雕镂车衡,镶金错银,加上繁琐的装饰;眼睛爱看五彩美色,就设计了黼黻文章等花纹,使外表形态更美好;人耳乐闻钟磬等动听的声音,就调谐各种乐器以激荡人心;人口喜欢吃美味食物,就烹调出嘉肴异馔,或酸或咸,各尽其美;人情喜爱珍贵善美的物事,就以美玉制成圭璧,又加琢磨,以顺人意。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于是,又制造了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等,防止过分奢侈,挽救衰败。所以,上至君臣等朝廷中的尊卑贵贱秩序,下到黎民百姓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等级,事事皆有适宜之度,物物文饰皆有节制。孔子说:"禘祭自灌以后,次序颠倒,我不愿再看了。"

周朝衰落后,礼制废弃,乐制破坏,大小不按等级,以至管仲家中娶三姓妇女为妻。世上遵法律、守正道的人受侮辱,奢侈逾制的人名显身荣。

上自子夏这样的孔门高弟,犹且说:"出门见到纷纭华丽盛美的事物而欢喜,回来听到夫子的学说而欢喜,二者常在心中斗争,不能决定取舍"。更何况中材以下的人,长期处在失于教导的习俗、环境中了?孔子论卫国政治说:"必先正其名分。"但在卫国终于无法做到。孔子死后,受业门人沉沦星散,有的到了齐、楚,有的遁入河北、海内。岂不令人痛惜!

至秦统一天下,全部收罗六国礼仪制度,择其善者而用之,虽与先圣先贤的制度不合,却也尊君抑臣,使朝廷威仪,庄严肃穆,与古代相同。到汉高祖光复四海,拥有天下,儒者叔孙通增损秦制,制定了汉代制度。主体却是沿袭秦制,上自天子称号,下至僚佐和宫殿、官名,都很少变更。孝文帝即位后,政府有关部门建议,要重定礼仪制度,那时孝文帝喜爱道家学说,以为繁琐的礼节只能粉饰外表,无益于天下治乱,没有采纳。孝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深通刑名之学,屡屡建议说:"诸侯是天子的屏藩、辅佐,与臣子相同,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如今却是诸侯大国专治其境,与朝廷政令不同,诸事又不向京城禀报,此事断然不可持续下去,流毒后世。"孝景帝采纳他的计策,削弱诸侯,导致了六国叛乱,首以诛晁错为名,天子不得己,杀晁错以解时局的危难。此事详载于《袁盎列传》中。自此以后,为官者但务结交诸侯、安享俸禄而已,无人敢再复倡此议。

今上(汉武帝)即位后,招纳罗致通儒学的人才,命他们共同制定礼仪制度,搞了十余年,不能成功。有人说:古时天下太平,万民和乐欢喜,感应上天,降下各种祥瑞征兆,才能够采择风俗,制定制度。如今不具备这些条件。皇帝向御史下诏书道:"历朝受天命而为王,虽然各有其兴盛的原因,却是殊途而同归,即因民心而起,随民俗确定制度。如今议者都厚古而薄今,百姓还有何指望?汉朝也是一家帝王,典法制度不能流传,如何对后世子孙解释?治化隆盛的对后世影响也自博大闳深,治化浅的影响就偏窄狭小,怎可不自勉励!"于是,以"太初"为元年改定历法,变易服色,封祭泰山,制定宗庙、百官礼仪,作为不变的制度,流传后世。

礼是由人产生的,人生而有欲望,欲望达不到则不能没有怨愤,愤而不止就要争斗,争斗就生祸乱。古代帝王厌恶祸乱,才制定礼仪来滋养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致因物不足而受抑制,物也不致因欲望太大而枯竭,物、欲二者相得而长,这样礼就产生了。所以,礼就是养的意思。稻梁等五味是养人之口的;椒、兰、芬芳的芷草,是养人之鼻的;钟、鼓及各种管弦乐器的音声是养人之耳的;雕刻花纹是养人眼目的;宽敞的房屋以及床箦几席,是养人身体的。所以说礼就是养的意思。

君子欲望既得到滋养而满足,又愿受到"辨"的限制。所谓辨,就是辨别贵贱使有等级,长少使有差别,贫富轻重都能得到相称的待遇。因此,天子以大路越席保养身体;身旁放着香草,用来养鼻;前面的车衡经过嵌错装饰,用来养目;车动时,鸾铃叮,节奏缓和如《武》、《象》二舞的乐曲,急骤如《韶》、《濩》舞曲,是用来养耳的;龙旗下,九旒低垂,是用来养信用的。战阵上,以兕牛皮为席,车上手握处,雕成虎文,用鲛鱼皮蒙马腹,雕龙文饰车轭,是用来养威的。驾驭大路的马,之所以必须调教顺驯,才能乘坐,是为了养安。谁能知道,士人出生入死,邀立名节,正是为了养护他们的生命?谁能知道,轻财好施,挥金如土,是为了养护钱财?谁知谦恭辞让、循循多礼,是为了养护平安?谁知道知书达礼,温文儒雅,是可以安养性情的?

人若一意苟且求生,如此必死;一意苟且图利,如此必受害;安于懈怠、懒惰的必危,固执情性的必亡。因此,圣人一概处之以礼义,就能获生避死、近利远害、居安离危,事事得两全其美了。反之,若一概任情尽性,就会两者齐失。而儒者的学说使人两全其美,墨家学说使人两皆有失,这是儒墨两家的分别。

礼是治世辨惑的极点,强国固家的根本,威力施行的基本方法,事功名位的总表现。王公奉行它,可以统一天下,臣服诸侯;不奉行就会捐弃社稷,破家亡国。所以,坚韧的甲胄、犀利的兵器,不足以获得胜利,高大的城墙、宽深的沟池,不足以为险固,严酷的号令、繁苛的刑罚,不足以增加威严。按礼办事,就事事成功,不按礼办事,就诸事皆废。楚人以鲛鱼革,犀牛、兕牛皮为衣甲,坚韧如同金石;又有宛城制造的大铁矛,钻刺时犀利如锋虿之尾;军队轻利飘速,士卒像疾风骤雨般迅捷。然而,兵败于垂涉,将军唐昧战死;庄蹻起兵,楚国分而为四。这能说是由于没有坚甲利兵吗?是统领的方法不对头啊。楚国以汝水、颖水为险阻,以岷江、汉水为沟池,以邓林与中原相阻隔,以方城山为边境。然而,秦国军队直攻到鄢郢,一路如摧枯拉朽。怎能说是因它无险可守呢?是统驭的方法不对啊。殷纣王剖比干之心,囚禁箕子,造炮烙刑具,杀害无罪之人,当时臣民懔然畏惧,生死不保。周朝军队一到,纣王命令无人奉行,百姓不为所用,怎能说是号令不严、刑罚不峻呢?是统领的方法不对头啊。

古时的兵器,不过戈、矛、弓矢罢了,然而,不待使用敌国已窘迫屈服。城郊百姓不须聚集起来守城,城外也不须挖掘防守用的沟池,不须建立坚固的阨塞要地,不用兵机谋略,而国家平安,不畏外敌,坚固异常。没有其他原因,只不过是懂得礼义之道,对百姓分财能均,役使有时,并且推诚相爱。所以,百姓听命,如影附形,如响附声。间有不服从命令的,以刑罚处治他,老百姓也就知罪了。所以,一人受刑,天下皆服。犯罪的人对上级无怨无尤,知道是自己罪有应得。因而,刑罚简省而威令推行无阻。没有其他原因,按礼义之道办事罢了。所以,遵行礼义之道,万事能行;不遵此道,诸事皆废。古时帝尧治理天下,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大治,书传说是"威虽猛厉而不使,刑罚厝置而不用。"

天地是生命的本原,先祖是宗族种类的本原,君主与业师是国家治理、安定的本原。无天地那里会有生命?无先祖你如何能来到这个世上?无君主和业师,国家怎能得到治理?三者缺一,则无人能安。所以,礼上奉事天,下奉事地,尊敬先祖而隆遇恩师,是礼的三项根本问题。

所以,帝王得以太祖配天而祭之,诸侯不敢怀想,大夫、士也各有常宗,不敢祭先祖,以此来区别贵贱。贵贱有别,就得到礼的根本了。只有天子有郊天、祭太祖的权力,自立社以祭地则至于诸侯,下及士大夫各有定制,以此表现尊者奉事尊者、卑者奉事卑者,应大则大,应小则小的原则。所以,统治天下的奉事七世宗庙,有二乘采地的奉事二世宗庙,待耕而食的人不得立宗庙,以此来表现积德厚的,恩泽流布广,德薄的流布狭的原则。

大祭祀飨神,樽酒崇尚玄酒,俎实崇尚腥鱼,羹以大羹为先,是饮食贵本原的意思。飨神虽崇尚玄酒,饮用的却是薄酒;食尚黍稷,所饭还要加稻粱;祭尸先上大羹,饱腹的却是各种肴核杂饍,这是贵本亲用的意思。贵本是形式,所以叫做文;亲用符合实际,所以叫做理。两者相合还是文。只有再加入礼的初始状态那种质朴性,才算有文有质,达到礼最隆盛完美的阶段了,称为大隆。因此,樽酒尚玄酒,俎实尚腥鱼,羹尚大羹,道理是一样的。祭祀时,佐食不啐酒,一饮而尽;卒哭之祭有献无酢,参加祭祀的人除尸之外,不尝俎实;祝与佐食劝尸用饭,因礼成于三,三劝之后,礼数已成,尸停止用饭,虽再劝侑,亦不再食。以上三事道理相同,都是表示礼好其辨、有节制、贵本原的意思。大婚时祭神以前,祭祀时迎尸入太庙以前,丧礼从始绝气到小敛之间,礼的性质相同,都保留了原始的质朴性。天子大路用素色帷盖,郊祭时服麻布冕,丧服最重散麻带,道理相同,都是礼尚质不尚文的意思。斩衰(读如崔)之丧,哭声哀痛,不重形式;《清庙》这首祭歌,一人唱,三人叹和,情致殷殷,溢于歌辞之外;乐钟在架,却有时悬而不击,拊击钟架以为节拍;大瑟练丝制成朱红色弦,音质清越,却于瑟底穿孔,使声音重浊,道理也都相同,是重情不重声,亦重本原的意思。

凡礼都始于简略疏脱,加上文彩,才算完成,文彩又不可过盛,终须加以取舍,以合实用。所以,完备之极的礼,是情文并茂的;次一等的是文胜于情,或者情胜于文,二者具其一;最下等的违背情性,混混噩噩,有如同无,回复到了太一原始的状态。完备的礼能使天地合谐,日月光明,四时有秩序,星辰运行,江河流动,万物昌盛,好恶有所节制,喜怒无不适当。在下位者则顺从,处上位者则贤明。

太史公说:完美极了!树立隆盛完备的礼作为人道的最高准则,天下无人能有所增损。它情文相符,首尾呼应,富于文彩而不繁缛、有节制,明察秋毫而不苛细、使人心悦服。天下遵从就能得到治理,否则就生祸乱;遵从者得安定,不从则危亡。平民百姓靠自身是不能守礼的。

礼的本身实在深奥啊,"坚白同异"理论的辨析入微,与它相比,就会丧败破灭。礼本身实在太博大了,那些擅自制作的典章制度,及狭隘、浅陋的理论,与它相比,就会自愧渺小,望尘莫及。礼本身太高尚了,那些粗暴、傲慢、放纵、浅露而又轻俗自高之徒,与之相比,就会自坠形象,显露出浮薄来。所以说,绳墨既设,则不能以曲直相欺;秤锤已悬,则不能以轻重相欺;圆规和角尺摆在那里了,就不能以方圆相欺;君子精审于礼,人们就不能以狡诈虚伪相欺。因为,绳墨是直的标准;秤锤是轻重的标准;圆规和角尺是方圆的标准;礼则是人道的标准。但是,不守礼法的人不值得待之以礼,称为不守法术之民;守礼者才配以礼相待,称为守法术之士。能得礼之中道,不偏不倚,又能事事思索,不违情理,叫做能虑;能虑而又不变易礼法,叫做能固。能虑能固,加上对礼的无比喜好,就是圣人了。天是高的极点,地是低下的极点,日月是明亮的极点,无究是广大的极点,圣人则是礼义之道的极点。

礼以应用财物为表现形式,以区别贵贱为文彩,以多少表示等级的差异,以繁简为要领。文彩繁多而人情淡薄的,是过盛的礼;文彩不足而人情浓厚的,是简易之礼;文彩和人情互为表里,揉合适中,才是礼的中流。君子能上得过盛之礼的文彩,下得简易之礼的人情,中不离中流之礼那样的文情适中,缓急左右不失于礼。所以说,君子的本性就是守中道,不偏激。能严格以礼义的范畴作为行动范畴的,是士君子。此外的是平民百姓。在士君子和平民百姓之间,既不象士君子那样拘泥,也不像平民百姓那样不守礼范,而是能徘徊周旋,随事曲直而变化,总不失礼之次序的,便是圣人。所以,圣人道德深厚,是多行礼义,积累所致;恢弘博大,是礼义拓广的结果;道德高尚,是礼义隆盛原因;心智聪明,是事事尽礼的缘故。